《道士下山》：陈凯歌是不是一个年老的何安下？

张颐武

   在一片抨击和嘲笑声中看《道士下山》，却感觉并没有想象的那样让人失望，也似乎并不像众多的抨击嘲笑说得那样不堪，而是让人别有一番感慨。这部电影凸显了陈凯歌依然有着强烈的企图心和当年做“大片”的追求，也让人感到和当年“第五代”独领风骚的那个时代相近的氛围。但时也势也。中国电影的格局已经转换，陈凯歌本人和他的电影也不得不变化。虽然这些变化的好坏各有所见，但陈凯歌显然已经不再有当年的气场和影响了，他不得不在追随今天在快速膨胀和增长的中国电影市场的变化，又试图保留他的某种关怀。在这样纠结中，《道士下山》也不得不展现了极为复杂的矛盾性。

      这种矛盾其实是当年的文化英雄的第五代在今天这个已经换代的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困境的表征，也是他们力求在多重力量之间的顺应和坚持的矛盾的体现。于是这部电影里像大杂烩般地把娱乐搞笑的荒唐桥段和复杂深奥的人生哲理混杂在一起。像割双眼皮的类似相声的“哏”或者荒唐地展示武术的奇观性如最后查先生把汽车举起来弄到江中等等，这些和沉重的宗教和伦理探究混在一起。后现代的平面化的片断性和现代性的关于人生的大叙事并不能成为一种完整的构造，而是在相当多的混杂的展开。其实这也展示了陈凯歌本身的思考的混杂和矛盾性。

     这部电影是根据徐浩峰的小说改编的，原著的故事铺陈甚广，也涉及了民国历史中的诸多真实的社会政治变化，但这部电影极大地简化和压缩了这个故事，把政治和社会的背景极大地虚化，让故事的大线索仅仅从两个大段落来展开，一个是小道士何安下遇到医生崔道宇而和崔家人之间的纠葛。另一个是何安下见证了太极门内部的复杂争斗。有些简化或许让故事情节有些交代不清，如关于王香凝的段落在小说中交代很清晰也很重要，但电影中就变得很含混，像是匆匆而过的冗余的铺陈，这当然一方面是涉及了敏感的宗教和文化的界限，另一方面则是电影的伦理限度造成的。当然，有些大环节也有交代不清的嫌疑，如查先生拒演得罪了军阀被大批军警追捕就有些缺少实在的动因。但“第五代”导演从来都不仅仅是商业电影的导演，他一定要在其中有他的特异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是以脱离了情节的合理性为代价的，情节的逻辑往往在这里非常脆弱，而期望的大主题又往往未必能传达得让人受到启悟。深入到“第五代”骨髓之中的对于人生的探究的焦虑和现代主义的表达和商业性氛围和趣味混杂，高蹈的超尘拔俗的追求和难以压抑的欲望和追逐的混杂。这些混杂让这部电影无法把自己的故事的含义厘清，当然这一切似乎也无法厘清。

     前后两段故事，是通过何安下下山来认知人性的深不可测。何安下是个天真，未被外部世界侵染的人物，王宝强似乎很适合扮演这个人物，这也是他从傻根到许三多和王宝之后的必然。一个天真之人在经历了种种人间的考验之后还葆其天真，这是王宝强最适合的故事。他在封闭环境中养成的天真要在滚滚红尘中得到试炼。这种试炼的主题是关于“情”与“义”的。前者是肉体的情欲和灵魂的感情的矛盾，后者是争逐的权力和崇高的品格之间的矛盾。这两个关于人生的大主题又和宗教和神秘主义牵扯在一起。这里总是涉及到中国传统的两大宗教之间的纠结。道教是真正中国的本土产生的宗教，但其发展并不如东汉时期从印度传入的并在中国本土化同时成为东亚传统的主流宗教的佛教。电影似乎也很想在两大宗教的差异和共同性上做某种探讨。如王学圻所扮演的老僧和李雪健所扮演的老道的对比等等，但这些都是浅尝辄止，没有什么清晰的理路，而是将许多人生哲理便捷地混在这两大宗教之中传递给观众。电影也不是给中国传统宗教的研究者拍的，这方面的内容上的缺失也无需再加讨论。故事的关键还是在对“情”与“义”的探究上。

     前面关于崔家的故事是关于“情”的，何安下看到的是他的恩人、老实的医生崔道宇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放弃修道下山和林志玲扮演的玉珍结合，但同样不能控制自己情欲的玉珍和崔道宇的弟弟勾搭，最后崔道宇被杀。何安下杀死了弟弟和玉珍。这样的情节让人对“情”感到失望。灵魂的感情抵不过肉体的情欲。这让何安下怀疑人间是否有真情。

   第二段故事是太极门的内部的争斗，从年轻的赵新川被师傅用诡计杀死，到师兄杀死师弟，太极门的江湖里充满着凶残和乖戾。让人对“义”感到失望。崇高的品格抵不过争逐的权力。这让何安下怀疑人间是否有正义。

      这些都让何安下看到了人性的赤裸裸的欲望。但何安下所表现的是对于欲望的既抗拒逃避，又迷恋期待的矛盾性。但这两段故事都有自己的拯救，试图让我们再度相信人性。一是何安下和王香凝的暧昧情愫让情欲和感情有了升华。这是第一段故事的拯救。虽然这里的叙事暧昧难解。二是查先生和周西宇相濡以沫的兄弟情义，以及他的出现和绝地反击让正义得以恢复，虽然这反击由于是用传统的神秘法术对付现代的枪械而显得不可凭信。但电影的主题最后通过这两段故事得以彰显，就是需要体认人间的混乱和失序，但最后还是相信秩序和信仰。但何安下或查先生显然无力拯救世界，李雪健演的道长或是王学圻演的老僧都无力为人间提供真理，他们只能启悟何安下，但是否能启悟聚集在电影院中的年轻的观众呢？

     这样的主题并不新鲜，但它其实是“第五代”电影和今天世界的一次反向的对话。这部电影有点像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那种诡异的混杂性，那种情欲和暴力的展现，那种对于欲望不可控的困惑和焦虑都非常接近。这两部电影其实是这两个导演在他们的前期作品中肯定人的欲望的升华可能，肯定人欲必然为现代打开大门，获得新的超越的可能的怀疑。当年无论是《黄土地》还是《红高粱》都是这样的肯定欲望的正面性的电影，到了陈的《霸王别姬》和张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欲望仍然是积极到了力量。对于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从文革时代走出，经历了一个禁欲的青春时代之后，很难不把最初的作品作为欲望的礼赞。《黄土地》翠巧的出走到《红高粱》中的那片高粱地里的野合都是欲望的正面的力量。而九十年代初中期他们两人的国际上最成功的时期，对于人性的压抑的否定也是其民俗展现中的基本主题。他们当年的现代主义的反思性是针对传统的秩序和伦理的。他们所表达的是通过欲望达到的人性的解放。但到了今天，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已经深入，欲望变得无所不在，他们开始用《三枪》或《道士下山》来否定欲望的无所不在。他们的现代主义的反思性针对的是现实的失序和欲望的奔涌。他们所表达的是欲望所造成的对于人性的扭曲。“第五代”的反思性不得不面对自己召唤来的欲望的幽灵了。通过这样的寓言来反思当下是他们的新的追求，也是对于自我的过去的一次否定。但其实这一切已经转换了方式。

      时代变了，支撑电影市场的三四线城市观众和80后90后的都市中产青年观众支配着一个以“切己”的本土青春怀旧电影和“超离”的好莱坞的以非凡的感官的奇观电影主导的市场。他们是今天的电影赖以存在和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个市场里，“第五代”的位置已经变化，年轻一代的观众和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对于“第五代”的电影并没有如大都会的文艺片的观众那样熟悉。陈凯歌和他的电影其实已经面对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电影环境。他的变化和坚持都难以在这样一个电影市场上取得期望的成功，但毕竟是最近已经开始淡出的“第五代”的一部重要的电影。这是“第五代”的辉煌的一个余响，一个自我的凭吊，也是一个自我的质疑。当所谓“小鲜肉”“小时代”“跑男”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中产性的时尚文化包装和升华起来的欲望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当一种光鲜亮丽优雅的时髦文化而并未粗俗暴烈的低俗的文化在大行其道时，《道士下山》对于欲望的思考未必能够抓住中心，也失掉了焦点。他们想象的欲望是粗俗凶悍的，但其实这些都是当下的优雅和清新的时尚和暧昧的复杂微妙的表达的混合。这些其实这部电影业未能免俗。面对今天以“韩流”和国际范的本土时尚成为流行文化主流而完全将“二人转”式的表达边缘化的今天，《道士下山》其实未必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突然想，现在如果不是小道士何安下下山，而是像李雪健扮演的的道长或王学圻扮演的老僧这些德高望重的耆宿下山会如何？他们会不会也如何安下一样手足无措，其实山下的一切并不像《道士下山》讲得这么简单明了。它的复杂和微妙不是那几句高调的哲理就能解释清楚的。道长和老僧也难免如何安下一样面对尴尬。其实这就是今天陈凯歌和张艺谋面对的尴尬。他们之于今天的电影市场，就像老道和老僧面对那个滚滚红尘的世界。但他们的理解和阐释未必真实。道士下山其实正是他们背后的世界遭遇了一个新的状况。正像僧道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世界一样，其实陈凯歌和张艺谋当年成功的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只是时代的转换让世界的具体情势有了变化。

      我的困惑是，陈凯歌是不是一个年老的何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