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故去，在网络上引发了许多人的真诚的悼念。59岁对于当代人来说，应该可以说是英年早逝。这位诗人似乎很久以来就已经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诗也不再具有当年的影响力。但他的故去让人们有机会重新发现他的意义和价值，也重新认识他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开始发现，曾经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汪国真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他的那个时代和他都已经远去，但它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我感慨的是诗人晚年的命运，他常受到诗歌界的嘲笑讥讽，连他重新在逝去前回到人们的视野中的一次居然是一个关于他开了火锅店的并不切实的报道。人们也觉得他的诗太清浅，缺乏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于是，他好像是时代的匆匆过客，迅速地被时代所遗忘。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他对于我们仍然有其自身的意义。

      汪国真其实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记忆的“朦胧诗”或“新诗潮”的诗人们是同代人。他也是在“新时期”开始时被社会的开放和新变激发了创作的热情。但他和他们非常不同，他错过了那个“新时期文学”狂飙突进的时代。在80年代的最后时期才在一些不属于当时主流文学界的、那时曾经一度流行的青年生活为中心的刊物上发表诗歌。那时其实没有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分化，关于“朦胧诗”是否“看得懂”的争论就是文学的新与旧的争论。那时现代主义的文学尝试被认为是整个文学应该接受的新鲜事物，而关于“主体”的解放的大叙事其实是个人从计划经济的结构中脱出的主流表达。所以，汪国真在80年代后期没有多少人知道。

在90年代初中国开放发生复杂变化的关键时期，汪国真突然和《渴望》这样的电视剧一起流行了起来，成为90年代初文化的最重要的表征。他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于1990年的5月，当时就成为了最红的畅销书，他的诗也成为青少年抄录引用最多的。《《渴望》主题歌的：“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的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发现，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成年人的最爱。而汪国真的“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也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最爱。汪国真其实是后来越来越和公众脱节的诗歌和公众的最重要的一次“相遇”，而这次相遇也是在大众文化和“纯文学”分化的临界点上。

      他让那个时代的青年在青春的感伤中流连，发现那些具体的悲欢，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日常生活的微妙。他让年轻人回到了个体的感受之中去体味生命。他的诗没有80年代朦胧诗的现代主义的维度，但他把大叙述层面上的关切，化为细小真切的浅吟低唱、成为让普通青年理解的小感悟，从而让人们的人生丰富。这其实让80年代凌空蹈虚的宏大的“主体”化为了真实具体的“个体”，赋予了当时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具体的生活的能力。他们不再仅仅是大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在像汪国真或《渴望》这样的大众文化的表现让许多人发现了自我，获得了具体而微的生活感受。所以他的诗变成了警句格言流传在青年中就是极容易理解的事情了。他的诗实际上让当时的青年获得了一些小感悟、小启迪，这些其实都对他们的人生有益，对他们应对急剧变化的全球化的世界有益，也让他们能够平稳地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型。

      当然汪国真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到了90年代后期，年轻人有了更成熟的大众文化，不再把他的诗作为自己的生活的必须，汪国真又受到纯文学界的轻视。他似乎进入了两面都找不到位置的情况。纯文学不认同他，因为他没有成为纯文学主流的现代主义的表达，普通青年又开始无视他。让我们感受到这状况的残酷的是他在1991年参加的一次主持人大赛。那次大赛中出了像许戈辉和张泽群这样的著名的主持人。汪国真那时没有摆大诗人的架子，而是坦然地参加了比赛，但我看到他当时在现场一度似乎手足无措，他的主持似乎也未必适合电视，他被淘汰了。我看到他那落寞的身影，那似乎喻示了这位夹缝中的诗人未来的命运。

      但今天我们看来，其实汪国真真是被低估了，他的诗虽然清浅，但也有些意味；在文学上未必能成家立派，但在当时文化中的意义却不容低估。他追求的把古典的意境和当时的情境结合的路子也还有自己的位置。他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时代，也有自己的诗歌的贡献。这些都会留下来。斯人已去，过化存神，他的作品和他的时代仍然会激起我们的感慨和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