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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姜文了:狂野与浮华之下的不安

张颐武

 

在看完《一步之遥》之后,我听到一个年轻的观众对他的女友说:“这也太姜文了。”我觉得在关于这部电影的喧嚣中,这句话是最经典的,也最值得引用。

这一切“太姜文了”,让人不知所措,也不知所以,一下子让所有原有预期被打破,一下子让电影变得既浮华灿烂又不可思议,既暴力幽暗又怪诞离谱,只有姜文在今天可能这么做,也只有姜文真敢这么做。只有他能让观众如此期望之后又如此失望,如此沉迷之后又如此迷茫。这就是“太姜文了”的电影——《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面临的公众的困惑和议论似乎是他的电影从未遇到过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的时代,人们的赞赏是无穷无尽的。而《太阳照常升起》则似乎面对的是一种难言的淡漠,而《让子弹飞》则是他的凯旋,在当时的电影市场创造了奇迹的同时也赢得了无穷的赞誉。而这一次,姜文所面对的是以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的繁荣的市场,而公众对于《一步之遥的》期待和上映后的负面的议论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反差。这种议论似乎已经不是《太阳照常升起》时的淡漠,而是一种来自高度期望之后的失望的反应。这种反应的直接的来源是对于这部电影的高度的困惑和惶恐。这种困惑和惶恐正在蔓延,使得观众对于这部电影有了难以言说之感。如果说一开始,由于姜文所积累的巨大的声望和由轻蔑带来的压力还让很多人不敢随意吐槽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吐槽已经由微小而放大,“口碑”对这部电影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困惑和惶恐的来源,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是一部看起来很像是浮华艳丽、惊悚暴力的类型片,故事本身也似乎接上了这些年关于民国上海的纸醉金迷和华洋交汇的“现代性”的东亚灿烂迷人的风华,以及繁华背后的那些幽暗的故事。从那个当年上海滩上的传奇般的“枪毙闫瑞生”的故事被选作电影的原型就可以看出其渊源。“枪毙闫瑞生”曾经是从电影到戏曲和曲艺的重要的题材,《一步之遥》里面也刻意地挪用了这些从影像到剧场的多重的叙事。这个故事的原型具有商业电影的典型的要素,它汇聚了欲望、犯罪、性和暴力,而这一切都在上海的背景中显得高度的戏剧化。这些元素我们早就在从陈逸飞的《海上旧梦》《理发师》开始的潮流里领略过了。我们惊异地发现,姜文当年在没有拍成的《理发师》中和陈逸飞的不成功的合作,其实还是给了他想象力的一个源头,就是民国的上海滩。但姜文在这里却不可能想规规矩矩地按照商业电影的流行法则讲一个闫瑞生的故事,而是不可压抑地放纵了自己的想象力奔涌,让怪诞离谱的一切尽情地奔涌而来。他想抓住的太多,所以只能是一些零碎的意象,他想的太丰富太离奇,以至于这个电影的故事根本没法束缚他的极度自我的、狂野的诗句般的片断的随心所欲的展开。最终故事本身让人难以置信的同时,意象的众多片断也让人难以理解。意象的狂流淹没了故事的同时也淹没了电影本身,最后也淹没了观众。

他仅仅有一个模糊含混的故事框架,而这个框架却时时被他的无法被压抑的,同时通过《让子弹飞》的成功带来的对于投资者和观众的巨大的自由所冲破。他让自己的狂野突破了浮华的都市表征和故事框架。一开始的花国选举的场面异常辉煌,歌舞表演也似乎很有范,很符合传统歌舞片的一套程式,这好像是一个传统的上海都市电影的经典场面,但我们越看越觉得荒腔走板,最终完全脱轨了,这个场面变成了对于许多盛大的仪式和象征性场景的戏拟。他似乎把这个场面变得登峰造极地不可企及,但越是如此就越是没有任何“似真性”地脱离了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期待。姜文的马走日和葛优的项飞田的表演也极端地夸张和怪诞,而到了舒淇的出现,三个人的表演已经有点像是著名的三人相声《扒马褂》中的荒诞夸张的表达,极度的假定性完全突破了现实的规定性。而这里的那些人物也无不可笑而不靠谱。荒诞的场面一一幕幕上演,离奇古怪的事情一点点出现。无论是马走日和舒淇演的完颜之间的关系和完颜的死亡,葛优被当成驴套在架子上,还是大帅夫人做教师的故事,到王志文的枪毙马走日的诡异却引人瞩目的演出,到武大帅和女儿在和白俄女人的婚礼上大唱西洋歌剧,一切都不可思议,一切都似乎有深意,有隐喻,都指向了某种深度的所在,指向了某种大有内涵的解读,但电影又刻意地拒绝这种解读,任何解读看起来都显得憨直,任何对电影深意的别出心裁的阐释都会多余累赘,可能受到姜文的无情嘲笑。电影看起来向一切意义敞开,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看起来每个地方都能阐释,但又没有什么头绪。看起来隐喻深深,却又一无所有。一团乱麻式的意象和片断蜂拥而来。故事好像有些逻辑,但这逻辑就是反逻辑。好像像相声一样搞笑,但这搞笑又淹没在煞风景的黑色的场景之中。让欣快连上了迷茫,让大有深意的暧昧含混连上了一无所有的平面表征。这种欣快的体验对于电影的制作者来说是无限的快意,但对于观众来说,却往往是难以忍受的轻蔑和戏弄。

在这一切之中有两个方面格外值得关注:一是电影的“自反性”。这部电影其实是另一部已经消失在时间深处的电影《枪毙闫瑞生》的故事的再造。而电影中的大帅女儿武六正在用巨大的资金导演一部电影,她一开始是想记录花国总统选举的胜事,最后却变成了电影中的电影《枪毙马走日》,这部电影真的在电影里以默片的标准形式认真地呈现了出来。这部电影是马走日的自述贯穿的,马走日的旁白一直持续,但还有一个以周韵扮演的武六的视角来观察的世界。但这不部电影本身就荒腔走板地脱离了真实。一切都非常真实,但都不真实。影像很切实,但故事很离谱。最后让坐了监的马走日来扮演马走日。这部《一步之遥》其实既是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也是武六的《枪毙马走日》。这其实是姜文对于电影和真实之间的反差的感受。电影的叙事和实在的事件之间其实并没有关联,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电影讲述的故事,我们根本无法把握实在的现实。在这里,除了这部电影,还有王志文扮演的戏曲演员所创作的备受欢迎的独角戏《枪毙马走日》,这里的套中套的套叠式的故事弥满在电影之中。真的马走日上台要打破虚幻的叙事,被这个演出引诱而被抓捕。观众总是欢呼的群氓,马走日要打破叙事的虚构,最终却无能为力。通过这样的套叠的故事,姜文让现实本身无法在叙述中被展现。他总是觉得王志文所演的“枪毙马走日”被人迷住的场面当然是不真实和荒诞的,他试图用真的马走日的出现去解构那出戏。用马走日和武六一起逃离来解构电影本身,但最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马走日的真相何在。因为马走日本身是否可靠,他 叙事是否可以超越其他人对他的叙事。这些都是电影本身的难局。这其实让人们怀疑电影和真实的关系,让人们反思电影本身。

    另一个是这部电影的姜文的印迹是绝对的,它混合了姜文对自己的想象,一种既自恋又自嘲的微妙的表达。正象姜文是今天中国电影的大腕一样,马走日是上海娱乐业的超级大腕,他对上海娱乐的影响也是绝对的。一开始作为故事的起因的武七由于吃面受到意大利小姐的轻视而急切地拜访马走日,就是一个最好的亮相。姜文在那时一直背对观众,一只手在银幕上晃动。他的出场就不同凡响。然后是无比盛大的场面的花国选举,是完颜和武六没来由的狂热的爱,关于他的传说是城市的最有趣的传奇。但同时,马走日又是尴尬的。他陷入了杀人犯的窘境无法逃脱,他的虚荣被暴露,他的脆弱被揭示,他被人嘲笑和谩骂,不得不忍受羞辱和挫折,直到最后的死亡。这一切的关键是他和观众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万千花国总统选举的观众,让他享受荣耀和辉煌,但也是这些观众,为了欲望的吸引而羞辱和嘲笑他。这种境遇其实正是姜文本人在电影生涯中和观众的关系的最好的表征。这种张力的存在让他总是在最大的成功之后最大的挫折。他们把他捧上神坛,又把他摔下深渊。他们欢呼他,也嘲笑他。他蔑视他们,也不能不看重他们。他们愿意被他嘲笑而崇拜他,但也会由于他走的过远而嘲笑他。这里其实有着深深的自恋和自嘲的混合。自恋让这部电影失掉了观众缘。但自嘲又让他有意外的力量。

    其实他的狂野的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的背后,却还有一丝难以把握观众的不安和焦灼。他想聚焦一些东西,但最终却失焦在一片混乱之中。他觉得他早就把控了观众,但又发现观众也不可把控。他觉得高高在上俯视众生,但又觉得众生缄默中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他们有可能出卖他和误解他,并强加于他。马走日当然就是姜文本人的想象的一部分。在这里,他的狂野和浮华的表达之下的不安其实笼罩了这部影片。

马走日在过去的时空中,而姜文在今天的时空中。《枪毙闫瑞生》是我们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步之遥》和《一步之遥》中的《枪毙马走日》。姜文想用荒诞隐喻什么?想把过去和今天拉在一起,还是彻底分开?他面对的一切和他所表现的一切之间是什么关系?最终电影和观众是什么关系?一个高度繁荣的浮华市场和一个既蔑视又要迎合这个市场的电影之间是什么关系?姜文把这一团乱麻交给了我们。

电影最后是马走日在对自己的生活陈述中,不断地被枪击中,他还在说个不停,但最后他还是倒下了,这是马走日的结束,似乎也预言了《一步之遥》的命运,但对于姜文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最终,这一切——太姜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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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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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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