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下简称张

采访：刘胜眉 /以下简称刘

刘：我有一个理解不知道您怎么看。是不是说《小时代》才是真正拍给大多数年轻人看的，是一个朝向正在崛起的新的主流价值观靠拢商业成品，而韩寒所代表的反叛的年轻人已经脱离反叛社会的时期，慢慢地开始成为支撑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也是韩寒此时的定位存在着某种尴尬的原因。

张：还是之前说的，韩寒那个时候的反叛在形式上是青春的反叛，但他的内容却在某些方面离青春反叛较远。青春的反叛是非常具体而微的，可以触摸的，比如说对学校的反叛，这在郭敬明早期的小说也都有。但是韩寒在转型开始写博客时评之后，一些角度不同的主流的媒体给了他高度的评价，赋予了他某种光环。所以年轻人虽然跟他理念有距离，但是不能够出来说我不喜欢他，而且他把我们大家“愤青”的一面都表达了，我们看来也觉得痛快。

之前大家认为真正代表80后的年轻人是韩寒，虚假的、负面的是郭敬明，但是现在看起来，其实情况不是如此，两个人都呈现出更复杂的因素。韩寒的观念和诉求在他写时评的时候与年轻人是剥离的，是不及物的。就是说，他的形式虽然是迷人的后现代，很多人喜欢的是赛车、特立独行、不羁的韩寒，但那些网文内容却非常老旧。现在一些年长的朋友虽然挺他的电影，但也不过是在利用他的剩余价值。

当然我们都希望他在电影的领域里有所建树，这比一般性的发议论有价值得多。我们也知道，发议论他比不了一些年长的、当年学过鲁迅文风的人，但作为“国民岳父”在大众文化中活跃起来，韩寒是极有希望的。的确现在80后也开始到三十左右的年龄，也在经历自己的转型，也要有家庭孩子。这和韩寒从一个“愤青”表达他们的不满、到“国民岳父”表达他们历经沧桑的感慨是接近的。所以韩寒对于大都会的青年的吸引力还不会消失。他的形象其实变化了，过去那个激烈的、狂放的人、现在变得和粉丝差不多的，很老实。当然关于他的争议还存在，反对者非常厌恶他，但反而加强了粉丝的忠诚，觉得你们这么欺负一个无害，老实的人。过去他正面回击“代笔”根本没有用，又着急写什么”太平洋的风“，想通过激烈稳住基本盘，反而深陷泥沼，越弄越糟。现在不玩了，变成”国民岳父“，打起亲和力的牌，示弱反而有效。你打我过去，我现在玩别的了。反而盘活了。

刘：刚才您提到韩寒电影的诉求还是一种“文艺”。您对文艺青年怎么看？

张：文艺青年大都在大学里受精微的形式的训练、带有淡淡左派倾向的现代主义是基础，形式很微妙复杂，情绪很难以言说。基本上文艺范儿就是这个套路：同情下层劳动人民，自我表达矛盾复杂含混。时空变换上有些实验，视角形式上有些实验，故事的讲法怪异点，几个元素混在一起。但这一套文艺范儿常常把很多年轻人限制了，故事也讲不好，抒情也抒不好，视野也不够宽。坦白讲文艺青年其实是值得再思考的，到新的社会格局中他会觉得无所适从、没法解释。没法解释他就觉得是社会错了。

现代主义现在其实可以被看成是失败主义的。文艺青年这种小布尔乔亚式的对波西米亚的向往是在失败中间获得的，只有挫折才能给他们这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他获得自我的认同。本雅明说失败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很准确的。当然文艺青年的精神也有自己重要的社会价值，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这种气质是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它对于年轻人还是有扩散性的影响，因为其他的人自己不敢说懂文艺，郭敬明的粉丝不敢说自己的文艺专家，但文艺青年就理直气壮，他们有更多的话语上的优势。这对于社会还是有相当的积极的作用。

刘：所以文艺青年酷爱王家卫？

张：我分析《一代宗师》的时候说，王家卫就是叶问，他其实能够在市场和文艺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所以说王家卫比一般的文艺青年还要随俗得多。文艺青年渴望的是宫二，而王家卫渴望的是叶问，是一个任何情况下都能适应并生存下来，使得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有其实现可能的人。王家卫比文艺青年多一个市场的敏感性。他永远用超级明星，不像贾樟柯用非职业演员。

刘：这次《后会无期》的演员起用了不少明星。

张：可是它里面所有的明星加起来都不如杨幂的号召力。还有郭敬明，他自己也是明星。韩寒自己是他那部电影最大的明星。当然韩寒的形象在文艺青年中也是分裂的，“代笔”的事情的影响如影随形，对他有相当不满的也还是很多。其实心理上有揣测但没证据不说的反而要看看这部电影。这也是一种效应。

刘：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身为文艺青年的韩寒粉丝未必会出现在《后会无期》的大银幕前，而郭敬明的粉丝却都会毫不掩饰地去看《小时代》？

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小时代》的拥趸是实实在在的，是会变现的，而文艺青年常常是不买票的。所以韩寒一段时间找不到自己明确的市场，因为文艺青年的市场一方面是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是这些人高度的精明，他绝不付钱为他所钟爱的现代主义买票。所以贾樟柯在电影市场始终是挫败的，但媒体和国际的艺术电影空间对他有高度的评价。

严格地说，贾樟柯是真正地国际化的现代主义，韩寒并不精通现代主义，也没有国际化，他俩是不一样的，但现在的韩寒又找不到郭敬明的那些粉丝，就只有把握住本土的文艺青年，从他们的“微传播”扩大影响。文艺青年在大都市的影响如果用足了，把“国民岳父”的大众化影响用足，也还是会有相当大的空间的。文艺青年带动普通青年，感染二某青年，会形成以一个联动。其实如果把文艺青年和大都市的存量用足也会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这个存量如果都放出来，就是张艺谋和冯小刚的总和，也是非常惊人的。

可以说，郭敬明是增量的吸收，韩寒是存量的释放。现在的市场太好，带动力还是很强的。当然未来的走法就难说了，郭敬明的一套玩法大家看起来可复制，有商业模式，但韩寒的玩法现在看是一次性的，和他当年写时评一样，未必可以继续复制。这其实也是他的某种吸引力。

刘：我们学习电影的时候一直认为第六代的电影中已经能够看到后现代的东西，可按您的说法，第六代还是现代主义的。

张：后现代很丰富很多样，第六代也不能说没有后现代的元素。他们是用一种现代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后现代这个时代的状况，或者说是用现代主义式的观察角度来理解后现代这个时代。

刘：而郭敬明才真正从内部理解这个后现代的时代？

张：我只能说他就是后现代的表征之一。其实韩寒也是后现代时代的某种表征，尤其是“国民岳父”的韩寒。

刘：您不担心不被文艺青年待见吗？

张：我是一个分析者，观察者，我没有所谓的现代主义的激情。我并不比别的研究者聪明，而是比别的研究者更少浪漫，所以我对市场、社会的预测有时候可能准确些。我从90年代到现在的分析错误的相对较少。没有那么浪漫，当然也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所以说可爱不可信，可信不可爱。（笑）

口述：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采访：刘胜眉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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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流评论”，北大领衔，名校汇聚；一流作者，一流文章，学院派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