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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狗肉节:共识仍需沟通

张颐武

 

   “玉林狗肉节”几乎每年都会引起激烈的媒体争议和网上的意见交锋。事实上,这是一些年来有关问题的巨大的社会分歧和争议的延续。近几年来持续流行的“动物权利”思潮和原有的一些地域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面是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强势的行为,一面是某些具有悠久传统和历史记忆的文化的顽强的展现。两者似乎难以调和和沟通,谁也说不服谁,谁也不服气不畏惧谁,时常演变成为激烈的冲突的矛盾。这次的状况不过是这一无解状况的再度展开。

从现实的条件看,两者都各有其理由和依据。一些“动物权利”的倡导者认为动物具有高度的价值,尤其是狗和猫这一类的和人类相处很久,尤其是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动物就有绝对的价值,需要得到高度的保护和尊重。这些概念是经济高度发展之后的西方带来的“高概念”,在西方也已经得到了普及,并在广泛的传播之中。这些价值在相当多的中产群体和年轻人之中得到的传播,也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这是现实的状况。他们的这些主张当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人们应该对于他们的观念和价值有更多的了解。但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动物权利”的倡导者认为这些价值已经毋庸置疑地是社会的共识,对于一些反对和中间的意见做出激烈的反应。

但实际上,在社会上这些概念还远未形成共识。人们对于保护濒危的动物和生物的多样性有高度的共识和一致的危机意识,但对于“动物权利”有不少人有另外的不同意见。一部分是对于传统的留恋,对于传统的风俗和文化的留恋。有些是对于极端的“动物权利”的观念的不以为然。如有些人就指责动物权利论的虚伪,他们认为如牛、猪、羊这些动物对人类的贡献都很大,都可以称为人类的朋友,但为什么主张动物权利者对于它们却缺少同情的理解,甚至还欣然食用它们。这说明动物权利论者其实是一些虚伪的人。这些观点当然在动物权利论者看来是不值一驳的。但对于尚未对此观念有充分的认知或并不认同此类观念的公众来说则是相当有力的。而且不少人认为对于食用狗肉并无法律的规定和伦理的共识,不同文化对于动物的禁忌等等都很复杂,不能一刀切地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因此,动物权利论者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但强制性地干预他人的生活则是过分之举。

这两种意见高度分歧,难以弥合,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相当难解和复杂的社会问题。人们都承认动物是具有高度价值的,虐待动物是不可接受的。但对于一些动物能否作为食物则存在分歧。目前应该承认动物权利论有其伦理和价值上的相当的合理性,值得社会尊重,也会对于社会产生相当的积极影响,在未来也可以期待其成为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其他不同意见和行为,采取于法无据的强制的干涉或激烈行动,则未必适当。

现在回溯,当年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在高速路上拦截运狗车等举动,后来也都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报道。尤其一些激烈行为过后,后继的无人负责和财务危机,一些动物保护者只是现场积极,但过后却并未积极提供必要财务支持的情况也引发了一些社会诟病。在当前情况下,认识到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还存在分歧,价值观问题也有更多的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的限定。更多地让人们理解动物权利的意义和价值,理性温和地宣传自己的主张,避免对抗和冲突,逐步取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对于动物权利论会更加有益。但对于这样的地方节日活动的操办者,在当下的环境下最好不渲染这一行为,避免这样的敏感议题造成更多的刺激和争议,对于地方文化发展来说更为有利。

现实地看,双方多沟通,多避免情绪化的冲突或矛盾,而是都客观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双方的分歧的现实性。动物权利的支持者让更多的人理解也还需要更多具体扎实的而非对抗性的努力。而地方节日的操办或支持者也应该找到更多的和动物保护者的共同点。双方如果能够在沟通和讨论中厘清一些问题,更有利于未来新的共识的生成。避免激烈的情绪对立,而是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其实是迈向未来更为积极的趋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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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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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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