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民政协报》5月5日刊出的采访，请大家指教。

“古语”话“年轻”

———张颐武先生就其新书《年轻时》谈青年、学术与人生

本报记者;杨雪

编者按：

近日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先生出版了新书《年轻时》，该书是张颐武近年来对人生警语解读阐释的文字结集。这些文字多有一个程式，即每则以“年轻时”开头，“古语说”结尾，篇幅短小，约百余字，主要为年轻人解决人生和现实的困惑提供思路和方法。张颐武说：“时代在变，但是做人的方法古今是相通的；我的文字微末，但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少走弯路。”本报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张颐武，请他谈谈青年、学术与人生。

“人情世故”非庸俗

问：这本《年轻时》缘自上世纪80年代您在北大读书时，对明清笔记中古人警语所做的记录，近年来您又通过微博对这些警语进行了阐释。文字精炼，又经多年斟酌，我觉得有一个词特别适合形容它，那就是“集腋成裘”。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本书？

答：这本书的内容来自我过去做的笔记和后来发的微博，但是此前是以散碎的形式存在的。“集腋成裘”，只把“腋”攒够了恐怕还不行，还需要把“腋”重新细致地编排，才能做成一件上等的裘皮大衣。这本书就是将“腋”进行条理化、类型化、集中化的编排后的结果。

问：这本书现在很热销，体例您能介绍一下吗？

答：我主要是按照主题编排的。如第一章叫“品行非路人”，讲年青人必须提高道德水准，从不同的角度谈怎么以品行立人。第二章“接力正能量”，是讲做人的基本态度；第三章“狭路正相逢”，是讲人生中间碰到的挑战和困难，该怎么去面对；后面还讲到一些做人的基本方法，像“知人又论事”，是要看清人生，看清别人；“人生放长线”，是说人生如何能够看得更宽广；“温故又知新”，是讲人生的老道理，人生的老经验怎么用等。还有阅读、学习、交友、求实等共11个大问题，其实是人生的11个侧面。然后我把微博的内容按照这11个侧面精心地编排。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还是精心地想过这个分类的。思路就是如何将现在的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和我这些微博内容对接起来，重新编排成书。我自己在重新看了这本书之后，都觉得又有很多新的感受。所以，尽管内容是过去记录的，里面的那些警语也都是很熟的，但是现在我看到它时，我觉得这已经完全是一本全新的书了。

问：您在书中谈到人年轻时要了解一些人情世故，这和一些对年轻人的“要求”有所不同，有没有人说您这本书会让年轻人提早“变老”了？

答：我想年轻人多知道些道理是不会错的。少年时期太莽撞，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问题会很严重。现在有的年轻人接人待物易走极端，有些是不屑于与人合作，唯我独尊。但也有自以为成熟，其实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常常很肤浅，是朝着实用的、庸俗的方向去理解人际关系，就想着利用别人。我这两年发现，很多年轻人喜欢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伏脱冷这个角色，想做一个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冷面人”。事实上，这样有时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待人接物，与人合作共事并非是庸俗的事情，也很不容易。就像我们很多纯文学作家说，我要写通俗小说那还不易如反掌嘛！可是真的让他写，他会发现琼瑶的小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写好的！这里面的“游戏规则”很难掌握。我的这本书其实是讲待人接物的“分寸”。

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这一点。比如儒家讲人情，讲人与人之间要有真心。他人有困难，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帮人家一把，这就是人情；世故呢？就是要对复杂的社会有一些了解，对年轻人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在书中说，年轻人，应该“循人情”、“知世故”。我说懂点人情世故，是要年轻人学会如何与人合作，和庸俗无关。

问：您书里说：这些文字是“我自己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反思得到的一点点感想。”书中所写，是否都是您的经验之谈？

答：应该说是。比如1983年，我20岁，还在北大上学。一次和父母去看电影《火烧圆明园》，电影演到一个清军将领痛打外国人，观众掌声雷动、起身叫好。我当时觉得这个情节有点荒谬，回家愤怒地写了一篇文章，觉得自己很高明，像个“启蒙者”。可是我父亲听了我的想法说，你为什么不换位思考呢？导演是个香港人，长期在英殖民统治下，电影已经让观众很郁闷了，导演需要一个剧情振奋观众的情绪。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和他争辩。后来想通了，遇事要换位思考，我想的不一定错，但别人的想法也要尊重。我在书中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人需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深入浅出是学问

问：您成长于一个具有学术氛围的家庭里，老一代学者的治学方式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答：我从小就生活在学院里，我的父亲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是他那个学科里很有影响的学者，我是从小看着我的父亲和许多学界前辈们如何做学问的。史树青先生就住在我家楼上，史先生常来我家聊天。我对他们的感觉是，大学者们很近人情、通人情的；他们说的话都是深入浅出，从不“端着”；他们写的文字也很通俗、生动。我的人生、我的学术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我觉得学术不应该是神秘的东西，所以我写文章包括写论文的时候，很愿意写得通俗易懂一些。

问：您这本书以“年轻时”开头，“古语说”结尾，把晦涩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深入浅出”是否是您著书立说的方法？

答：这在中国学界也是个老传统。中国很多学者都是“两套笔墨”，“主业”是学术，“副业”常写些散文、随笔。我其实一直对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有兴趣，平时常写些比较轻松的文章。我的“副业”是从年轻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一件小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在北大任教，教的是成人教育。那时的我感觉自己书教得还可以，可是成人教育班的学生有个特点，他们都是家累重、工作忙的成年人，他们需要的是划重点，应付考试。我当时非常困扰。那时正在演电视剧《渴望》，他们课间谈起来都是说《渴望》里的故事，刘慧芳如何如何，宋大成如何如何。这启发了我。我就分析刘慧芳和宋大成的故事的涵义，以及和当代历史的关系，由此再回溯到现代文学，常常让学生一起参与讨论。这样的效果真的很好。这让我有所领悟，一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的影响真是很大，不能不关注。二是讲课写文章要关注受众的反应和需求。所以，90年代以后，我自觉地写了很多散文、随笔、时评文章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开始觉得学者应该具备这样两种能力。我觉得，学者可以把学术思维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大家。现在有了微博微信，网络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用零碎的时间随手写些东西，与公众分享，如能积攒起来，最后也能“集腋成裘”。

问：这本书还应归于您的大众文化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吗？这种关于人生智慧的文字和您的学术研究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

答：这本书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延展。学术教会你思维方法，学问跟人生不是分开的。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学术研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比如读小说，我近来读了严歌苓的新书《妈阁是座城》，觉得它对人性的观察很深入。从这部书你可以看到严歌苓对于赌徒的心态，对于人投入赌博后的状态有极深的体察感悟。这种赌徒的心态就是人生的一种形态，这种在欲望面前的无法自制常常是我们自己也可能遇到的，就能从中既看到人性，也悟到人生。你会发现文学作品里的人生，和我们真实的人生，是殊途同归的。

人情练达即文章

问：严歌苓曾讲过，她写《扶桑》和《人寰》时，她父亲立刻指出，不能这样写下去了，文学不是理性的、概念的，你必须捡回你的形象思维，否则你将无路可走。您也常提到您的父亲，您的父亲对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影响？

答：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做人非常谨慎，待人谦和善良。他对自己的学科非常专注，且做事细致认真，专注于学问。他写一篇文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反复推敲，我完成一篇小文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经常说，您做事怎么这么慢呀？他就告诫我：你做事太毛糙，太简单！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特别是我年轻的时候。

问：您刚才讲人情世故、讲表达，我觉得都涉及“得体”和“分寸”的问题，在您的记忆中，您的父辈学人在做人的“得体”和“分寸”上，是如何把握的？

答：他们都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礼仪，比如称谓问题。一次钱锺书先生给一位学者写信，称“某某兄”，那个学者当时才20多岁，而钱先生已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了。其实这和这位学者的年龄无关，也并非钱先生很赞赏那个学者的学问。而是钱先生遵守着传统中对年轻人的称谓，如果他非亲属又非师生关系，书信当中也要保持这样的称呼。有这么一个规矩，实际是保持一种尊重感、分寸感，这是一种微妙的传统礼数。钱先生对这种礼数是绝不会错的，虽然他在私下场合也开玩笑，甚至在文章中可以读出他的清高，但是他与人见面总是要恭恭敬敬的。

在北大，我经常碰到白化文先生，是一位大学者，我们尊重的老先生。他的学问很高，但是白先生每次见到我这个晚辈都一定要寒暄，并且寒暄的时间会很长。这是北京的“老礼儿”。识礼、得体，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问：您墙上挂着一幅星云法师的书法“观自在”，这个“自在”和您刚才说的“得体”有没有冲突？一个人，如何“自在”？又如何“得体”？

答：星云大师也给我启发，去年我们在佛光山做了一个“对话云时代”的活动，他心胸开阔，能够接受新的事物，看人生很有一种行云流水的超越的智慧。强调自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这个“自在”，我认为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内心。你看，“自在”前有一个“观”字，“观”是什么？这就是一种“间离”的效果。儒家文化中很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讲究“敬”；道和佛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心的自由，讲“静”和“净”。你在社会上的表现得体，你的内心就会获得更大的自由；相反，如果你的自由表达触犯了他人和社会，那么你的自由也将受到妨碍。

闻一多先生说，戴着镣铐跳舞。如何在人生的“自在”和束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所谈的“得体”和“分寸”。

问：看来做学问和做人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答：对！学术训练其实对做人是很有帮助的。融会贯通以后学问是打通的，可以用阅读文本的方法来阅读人生。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够观察到一些年轻人的缺点，是我对自己的毛病能够做反思，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长时间的学术训练，自我批评，然后发现我今天做得不对。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善于反思，就是因为缺乏“学术训练”。我这本书其实是在运用学术训练。我常说，求实，是做学问做出来的。比如，我时常说我这个人不是特别理想化，这是个最大的缺点但也是最大的好处。有些人特别理想化，他不是不聪明，特别聪明，但是他们的聪明都偏于理想化。理想化当然有一个好处是对人生执着，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理想化以后容易不够理性，理性判断缺乏。所以我的不是特别理想化，在文学方面，就使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一些比较准确的预测，如预测大众文学的兴旺、中产阶级的崛起等。因为理想化成分较少，所以比较求实。因为你最后要对，不是按照理想对，而是按照事实情况对。实践检验真理，非常重要，最后看着实际情况跟你说的对，而不是说你这个话在当时你可能“理想”，我要坚守，别人一听很感动，但这个没有用的。所以我的这本书也是，我对年轻人的看法的要求是求实。另外是低调。由于求实了所以低调。因为你会发现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而学术训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能够换位思考，这一点对于人，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意义重大。

钱锺书先生最赞赏的人是“文士”、“通人”，就是通达之人；他最看不起死读书的“学者”，认为读死书，不能融会贯通是最糟糕的。我是做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我发现把这些思想方法应用到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上，也能够很好地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