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戾气”的超越

张颐武

这些年来，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存在一种“戾气”横行的情况，值得引起社会的关起。这种“戾气”有多重表现：

一是表现为一种“怨气”，将诸多抱怨加以发泄，把个人的一切不幸和困扰都变成了一种对于社会的怨气。一切都是他人和社会的原因，一股子幽怨，一肚皮牢骚。二是表现为一股“火气”，对于社会的问题和现实的挑战不是对其深入探究，用文艺的方式加以思考和表现，而是宣泄火气，表现怒气冲冲的态度，鼓励对抗而非沟通，渲染对立而非互相理解。醉心于“放炮”沉溺于“出气”和“过瘾”而无心更深入地思考。三是表现为一丛“贫气”，用油腔滑调，声嘶力竭的漫骂和嘲笑来表达一种消极的情绪和虚无的态度，犬儒虚无的态度和对于现实的哈哈镜般的理解使得文艺作品流于类似手机短信和微信中的段子的水准。这样的文艺作品一度流行，其实会对于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也会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心理和情绪产生不良的影响。“怨气”“火气”和“贫气”造成了一种“戾气”蔓延的文化心态。

这些文艺作品的出现往往来源于对于某种社会情绪的“迎合”，也来源于作者对于社会发展的走向的认知和理解的片面化。这种社会情绪一方面是对于急剧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社会现实中所暴露的一些问题和矛盾缺少理性和客观的理解。看到了发展中的社会凸显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问题，房价问题、腐败问题等等的现象，就认为这些问题是永恒的，是无法解决的。看不到问题正是由于发展的阶段性所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往往问题会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得到超越和化解。当然社会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但那时的社会也会有新的解决方案。面对问题的批判和追问当然需要，探究问题的原因和解决之道也极为必要，但认为问题就是不可解决的，确实是偏执和僵化。

另一方面则是中等收入群体和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诸多现实的新的困扰。现在人们温饱有余，生活条件相对过去会有相当巨大的改善，但新的状况会有新的困难和问题，而人们伴随改善而来的这些问题是过往的生活中没有遇到过的，往往觉得更难以化解。如剧烈竞争产生的相对巨大的压力，住房、子女教育和消费主义诱导下出现的攀比和诱惑，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而西方社会当下的条件当然远比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要完备，更增添了这些群体的问题感，由此产生了难以化解的焦虑和困扰。这样中等收入群体和80、90后的年轻人在社会中感受的消极面就会相当大。而这些有“戾气”的文艺作品往往就会应运而生，变成了社会的困扰的表征。

它们的好处是看到了一些社会问题，但却通过宣泄“戾气”将其简单化、表面化和极端化，让社会问题变成了文艺作品唯一的表现。这样的表现既简单化了人性、表面化了社会问题又极端化了社会情绪。

实际上，仅仅宣泄情绪，渲染消极的“戾气”的文艺作品的品格历来是不高的。晚清的谴责小说，就类似于这种“戾气”的文化，被鲁迅先生评为：“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中国小说史略》）而当时出现的“文明戏”也由于这种状态在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了。这样的作品并不投射现实，而是扭曲现实，不是让人看到出路，而是让人或情绪躁动，或消极犬儒，往往并不能促进现实的改革，也无助于社会的转型，而是只能加剧社会的焦虑与矛盾，把人生的问题变成了消费品。这样的作品喧嚣一时，但如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被遗忘。

感情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但感性的泛滥和宣泄却并非文艺的大道。放任情绪的过度的展现，往往就会流于滥情和矫情，失掉了文艺的动人力量。滥情就会偏执，往往让情绪支配了自己的整个创作，没有任何制约的情绪就会变成放任放纵放肆，失掉了文艺的真实的力量。而矫情就会虚假地迎合公众的情绪和社会的热点，变成无情装有情，作者无真情，其实也难以让作品有感人的力量和观察现实的真实的角度。今天大家所警觉的所谓“装”其实正是这种宣泄情绪的表现。所谓“戾气”就难免滥情和矫情，陷入了真正创作的误区。看起来气势压人，其实既缺节制，也少深度，情绪泛滥矫揉造作的同时也就没有艺术的平衡和真实的感受。“戾气”不是创作的正路，也无法给文艺带来真实的生机。

真正的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无论是大众文艺或高雅艺术，都需要既有独到的反映社会的角度，不回避问题和矛盾的同时又有较深入的思考和对于社群的认同，促进人们“守望相助，互相扶持”。有人性表现的力度和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有感性的表现力和理性的思考力。因此，超越“戾气”，让文艺更多地和真实的社会相互对话是我们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