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道老太太说起：寻求社区生活的重构

张颐武

    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种人物是社会上常被人提及的，也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到了八十年代也一度被当成负面的角色，这就是街道老太太。这种街道老太太不在外面工作，但热心公益，积极参与街道工作，对于街坊邻里的事情都有热心肠，帮着邻居照料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邻居小夫妻两口子吵架他们去劝和，往往我们家庭的钥匙就在他们手中，看到乱倒垃圾，随地吐痰的行为绝不姑息。看到陌生人他们就保持警觉会上前询问，注意公共安全，严防坏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构的新的社区生活的“新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当时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老太太的形象往往是热心肠，既是社会的粘合者，又是生活的安慰者，也是安全的保卫者。而他们自己也获得精神的寄托和充实，感觉到自己走出了家庭的围着锅台转的生活，参与了社会的公共生活。他们的形象常常见诸于文学作品之中。当年老舍先生就刻画过这样的形象，后来的京味儿小说，如王蒙、刘心武、陈建功等人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的人物。

    当然。这样的街道老太太的形象也是矛盾的，人们对于他们也是有褒有贬。一方面他们对于一个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社区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人的积极热心的参与的热情，社区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人们居家生活中的公共生活也就难以实现。但另一方面，他们有时也确实有过度热心的局限，往往对于他人的私生活干预太多，对于他人的隐私过于热衷，有时有过于警觉，把正常的来访者当成坏人。这些都是八十年代以来街道老太太受到诟病的方面。一度也有所谓“小脚侦缉队”的讽刺性的说法。那时的物质生活相对非常匮乏，也确实存在着对私生活和个人隐私的关注的不足。但那种邻里之间的紧密的联系，那种温厚的人情味确实是难得一见的。

   从那时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动极快，房地产业近二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我们时代居住条件其实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我们的生活小区的标准的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方式代替了过去的街坊邻里之间的紧密的联系，街道老太太也就开始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社区里虽然也能见到老人，但他们都仅仅是别人家的老人，和我们的生活不再有这样的联系。但与街道老太太消失相关联的，却是我们的社区生活的涣散和瓦解。如何凝聚社群的共识，使得面对不同境遇的人们具有新的共同情感乃是当下不可回避的文化要求。在中国高速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社群的剧烈变化一直是文化想象的中心。社区生活受到生活方式变化，社会观念的变化的巨大冲击。如何建构一种新的社区，如何在社会剧烈变化的状况对于社区生活的表达就是一个文化想象的重要部分。对于社区的焦虑一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焦点。社区如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中发挥作用，社区如何应对全球化和本土性之间的复杂矛盾的冲击。社区是世代生活的空间，又是粘合社会的关键空间。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力量社区的瓦解和溃散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和冷漠。人们会被唯利是图所包围。私生活空间扩大了，但公共生活缺失了。而私生活的秘密确实没有小脚侦缉队的关注了，却变成了社会上的通过自媒体到处流传的八卦和丑闻。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今天的小区中，邻里之间往往老死不相往来，社区的公共事务往往被漠然置之，我们在社区往往被陌生和冷淡的相互关系，疏远和相互防备的社会氛围，以经济为纽带的交换关系所笼罩，我们生活中可以依靠的往往仅仅是核心家庭的力量。我们又开始怀念街道老太太带来的那种感觉了。这其实是对于社区重建的渴望， 对于传统的人情的不可替代精神价值的缅怀，对于业已消逝的紧密的邻里关系，对于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相互联系所具有的意义的再度认知。

    街道老太太所代表的乃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区的符号，现在人们对于他们的召唤，其实是我们需要更紧密的邻里关系，我们既要有自己的私生活的空间，也要有公共生活；既要有个人的成功和奋斗，但也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信任。今天社会需要通过更有力的社区组织和动员人们的公共生活的参与来改变这种涣散的社区关系，我们需要有更有活力，更充满了公共生活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社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