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刚公布了2014年的放假安排。激起强烈反应的是将大年三十的假期取消，而春节假期向后延长一天。这样的结果是放假总量没有变化，但公众反应强烈的是年三十不作为假期（现在有人说是除夕不放假，其实并不准确，因为除夕是专指年三十的晚上的大年夜，年三十的白天并不能称为除夕）。网上和媒体的意见相当一致，都是对此表达了不满。有从文化上论证大年三十才是过年最为重要的日子，除夕的全家团圆具有高度的文化和精神的意义。有些人从操作层面上提出，年三十不放假就会让一些在这个日子上班的人来不及回家了，也使得年三十的工作日会没有效率，在实际操作上没有价值。网上和媒体中的不满显得相当强烈。

其实这件事具有某种讽刺的意味，年三十那天放假正是2007年假日改革的成果，从2008年起实施了六年时间。此前年三十一直是工作日。这个大年三十放假是当时也是不少民俗学家和公众都强烈地呼吁的结果。如2007年2月5日《杭州日报》就以《年三十能“名正言顺”地放假吗？》为题报道网友和政协委员都强烈呼吁年三十放假，副标题是：“政协委员已准备建言两会，不能再让除夕成为‘黑假期”了”。其措辞和表达都相当强烈。在那几年各种媒体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那些理由都和今天公众或媒体提出的完全一样。经过了几年的呼吁之后，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共识，也就导致了新的公共政策的出台。终于有了年三十放假的新规。但近年来，舆论却已经渐渐转向。不少人认为，年三十本来也难以认真工作，作为正式假期，反而使得上班早了一天，返回上班太早，无法充分感受亲情和节日的快乐，减低了年味，又有许多强烈的呼吁，说年三十无需放假，不如向后延一天合理。同时调休复杂，也引发了诸多不满、议论和调侃。尤其是2014年元旦之假期的复杂安排引发的嘲讽更为热烈。这样就为了将假期合理化，认为这一天不少单位企业其实已经形同放假，于是将年三十又恢复为工作日。但这样的调整又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可见年三十是否放假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难局。放假也会招来反对和批评，不放假反对和批评更激烈。原来改过来了也有意见，现在改回去也有反弹。

从年三十放假与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倾听民意，顺应民意其实远非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是民意本身就有相当的分歧，如家里团聚比较方便的，就觉得年三十放假无所谓，不如在后面延一天实惠。另外一些在外地工作，需要回家团聚的人就需要有年三十放假，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就更强烈。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诉求，求得大家都满意的局面其实相当有难度。另一方面，在舆论场上，我们会发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要求还未得到回应的人，对于问题的不满会表达得相当强烈。而感到满意的人往往并不出来发言。因此我们会感到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是向这一方面说的。但到了顺应了这一部分民意，做了调整，另一部分原本满意的人感到利益受损，就出来发表另一面的意见。而现在感到满意的又不出来发言了。看起来舆论又倒向了另外一个方面。如何把握民意如流水般的转换，求得“最大公约数”其实是最难的问题。其实在假期调整中，这样的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情况一直存在。如将五一长假取消，转化成分散的几个传统节日的假日，但分散后又面临着相当的批评。批评者都是说原有的政策和安排没有考虑民意，但民意的复杂性正是其中的压力所在。满足一部分民意，另一部分出来强烈表达不满。满足那一部分民意，另一部分又出来表示不满。当然对于假期在扩大会得到更多人支持，但又会有假期过多使得生产工作受到影响的忧虑。这些都是难以平衡的复杂性所在。

这就需要公共政策的展开注意两个方面：一有共识性，在转换之前求得最大公约数。如2007年的假日改革由于呼吁多时，形成了相对的共识。争议就较小。但这一次批评刚刚出来，就迅速调整，反而没有考虑到达成更多的共识，因此受到的批评就较多。如何在形成政策之前形成相对的共识，其实是这类关系到普通人生活的公共政策调整的最重要的方面。二有前瞻性。对于政策出台后的反应和质疑有充分的准备，对于问题做充分的考虑，把调整的困难和矛盾想得更充分。而不是看到网上的声音就觉得是从善如流，其实有时候，问题就出在对于民意的把握出现偏差，以为是多数民意，其实到时候发现并非如此。对于公共政策推出的准备应该更充分，对民意的把握需要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