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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科学报的一个采访，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大时代中的小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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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读图与多媒体盛行的时代，文学正经历困境。影视的冲击、市场的牵制、网络写作的影响、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这些令文学进退维谷。文学到底是灵魂的启蒙者还是消费品？今天，文学是否还具备引人深思的力量？
目前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大时代，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纯文学，在我国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本报记者洪蔚
随着电影《小时代》的热播，郭敬明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热点人物，在被大量粉丝追捧的同时，也引来很多质疑。
不久前，郭敬明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这位年轻的“80后”作家表示：“历史上你所有想到的伟大小说，绝对不可能只有一点点销量，一定是有惊人的阅读量，有很多很多人喜爱，才能称为伟大。”
将“伟大的作品”与“惊人的销量”，直接等同起来，郭敬明此语本身就很“惊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郭敬明是一个成功的现象，但文学的评价标准，却远远要复杂得多。
小时代：成功的运作
从2002年，成名作《幻城》使郭敬明一炮走红至今，他的很多作品在销量上都突破百万册，受到很多同龄人的追捧，商业上的成功，也使郭敬明过着他理想中的奢华生活。
《小时代》问世后，在巨大的市场成功的同时，也引来了“物质、拜金、价值观不良”等批评。
“郭敬明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张颐武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他本人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又同时具有很强的经营能力和引导力，他除了自己写作外，也是文学创作的组织者，这使他与一般的作家非常不同。”
如今，很多“90后”年轻作家都签约在郭敬明旗下，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在公开采访时，称郭敬明为事业上的“贵人”。
郭敬明在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而文学的价值，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张颐武表示。
在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转为经典文学的例子屡见不鲜，“在《红楼梦》刚问世时，人们普遍将它看做通俗文学，如今它无疑是经典中的经典”。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通俗都可以转为经典，“琼瑶小说已经问世几十年了，如今依然是通俗文学，而且目前也看不出能成为经典的迹象，然而，谁不能下断言说琼瑶小说以后一定不能转为经典，郭敬明也是如此，而从当下看，他无疑是属于通俗文学”。
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张颐武看来，目前对郭敬明作品价值的批评有失公正：“他的作品，总体说还是比较励志的，鼓励人们积极向上，鼓励人们在现实条件下努力，这种价值观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非要以纯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评价郭敬明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
在张颐武看来，不能以纯文学的要求来衡量通俗文学，同时，反过来说，以大众文化的市场成功，来衡量、评价纯文学也是荒诞的，“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纯文学期望大众化——这是当前在纯文学运作上的一个困惑”。
纯文学与小众阅读
2007年，《华盛顿日报》的记者曾策划过一个名为《错过是如此容易》的短片：请世界顶级小提琴演奏家，用价值350万美元的手工小提琴，在纽约地铁入口处独奏了43分钟，其间除了一个3岁的小女孩外，没有人理睬过他，也没有响起一声掌声，到演奏完毕，他的琴盒里的收入一共是32美元，而就在两天前，他在波士顿的一场独奏音乐会，一张门票就价值上百美元。
这个短片，在纯艺术与大众欣赏的话题上，可以引人深思的东西很多。在文学上，张颐武解释说：“对纯文学的价值判断，比通俗文学更为复杂，纯文学要求作家对语言、形式、内容进行深刻的探索与大胆的尝试。因此，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尽管都称为文学，却有着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运作规则，两者间甚至很少有交集，更像是两条平行线。”
与通俗文学相比，纯文学的阅读，在任何时代都仅限于小众的范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莫苔丝·弥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女孩迷上了拜伦的诗，她的监护人认为有义务读一读，为她把关，只读了几行，便感叹道：“真不知道这位勋爵在胡说些什么，竟然有人肯花力气翻译这样的东西。”在监护人看来，诗人拜伦远远比不上她喜爱的法国通俗小说家。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声望远远超出了文学和文学爱好者的范围，他的作品卖得比以往都更成功，一些因莫言的盛名而拜读他作品的读者，也无奈地发出了“不知道莫言要说什么”的感叹。
“欣赏纯文学作品，对读者的阅读、欣赏能力要求相当高，因此能实现大众化的纯文学作品非常少。”张颐武表示，“这也对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提出了要求，首先就是耐得住寂寞。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些作家一方面想从事纯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希望能有郭敬明作品的销量，有他那样的名气，过上他那样的奢华生活——这是很不现实的。”
在这一点上，作家苏童显示出了应有的风度，当媒体问起与另一位畅销书作家比，两人谁更有价值时，苏童回答道：“他肯定比我有价值，他的书卖得好呀。但是我们不是一个行当的，他是公众人物，我不是，我只是个作家。”
三足鼎立的大时代
从我国近几十年文学发展历程看，对郭敬明现象的“大惊小怪”，有着一定的时代原因。我国几十年来，通俗文学的创作本身不够活跃，反而使郭敬明成了某种“新事物”。
五四运动以前，我国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曾经历了一个通俗小说创作活跃期，五四运动后，通俗小说被精英文化批评为“误国”，受到排挤、打压，并随之衰落。
“很长时间以来，纯文学承担了通俗文学的功能，比如《家》中那种少爷、丫鬟，以及投河的传奇模式，就有明显的通俗小说因素。如今，纯文学的通俗因素越来越少，使市场对通俗文学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大。”
除了以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类型文学外，如今我国的网络小说，也在文坛占据着一席之地。
根据中国作家网副主编马季的调查数字，到2010年底在中国大陆，以不同形式在网络上发表过作品的人数高达2000万人，注册网络写手则有200万人。通过网络写作获得经济收入的人数已达10万人，职业或半职业写作人群超过3万人。
“网络文学也有自己的运作规则，”张颐武评价说，“除了情节因素外，每天一万字的写作量，也是网络文学独特的运作模式之一。”
而从纯文学的发展状况看，近10多年，中国文学实质上，已经走向了世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也不断高涨。”
据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所作的一项调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共有近700部中国当代作家的纯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其中三分之二是近10年翻译的。
“我们现在的状况有些像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日本也是在那个时期，迎来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获奖也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密不可分。”
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纯文学，在我国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张颐武认为，目前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大时代——三条路都在稳步发展，并各自承担着各自的功能：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满足着本土大众文化的需求，而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一定是要由纯文学来承担的。
《中国科学报》 (2013-09-09 第5版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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