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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半”心态让中产阶层不高兴

张颐武

 

关于中等收入者或中产阶层的讨论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重点,人们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或分析方法来观察这个群体的状况,有许多不同的结论。在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判断上,既有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有不同地域和环境的差异。既体现为经济收入和财产水平,也体现为群体的感受和心理状态。既可以进行社会科学的统计研究,其实人文科学的分析也大有作为。

中等收入群体的状况,用一个将心理状态和经济及社会地位相结合的方式来分析更容易理解。这就是他们是“差一半”的群体。所谓“差一半”体现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在生活上,他们期望买的房子和他们现有的支付能力正好“差一半”。二是在职场上,他们期望的职位和现实的位置正好“差一半”。

在生活上“差一半”集中体现在对理想的房子的期望和实际拥有的钱基本上正好“差一半”。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房子是他们最大的一笔财产,也是一生奋斗的追求。这是中外皆然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自有住房是“现世安稳”的前提,也是中产的内在要求的最强烈的体现。作为中产阶层后备军的年轻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的标志也是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如一个已经有了相当积累的中产家庭,近十年前看中的北京的房子在一百万左右,但算来算去自己能够拿出来买房的钱就只有五十万。到了今天,这样一套房需要六百万了,但他算出能够拿出来买房的钱也就有三百万。虽然收入增长了,但房价还是和收入“差一半”。今天一个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看中的郊区的两居室用来结婚的房八十万,但他把自己的钱和父母的钱加起来总共只有四十万。而一个高级白领看中的别墅价格一千万,但他却只算出五百万。地位不同,但这样的心态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者心态。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群体。他们的收入都在增长,但期望和要求也在增长;有了房子的随着地位提高收入增长要改善住房,而没有房的在急切地需要房。虽然收入各异,年龄有别。但这种面对住房的“差一半”心态确是最为典型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

在职场上的“差一半”更容易理解,中产群体在工作中都有强烈的自我实现不足的状况。总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早就达到了更高的位置,但现实是正好和这个位置“差一半”。如公务员是个科级,总是觉得自己早就足够处级。在公司是中层,早就觉得自己该是高管。而对于基层劳动者或老板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心态。这其实是格外典型和鲜明的中等收入者的状态。

中等收入群体基本衣食无忧,但就是这“差一半”的感受让他们在生活方面“实现不足”,在事业上“完成不足”。这种状态当然是全球性的。这种期待和现实“差一半”使得中产阶层始终是有着“莫名的愤懑”的群体,其幸福感不可能迅速提升,其焦虑和困扰也难以迅速化解。但对于发达的西方社会来说,其社会已经高度成熟,适应中等收入者的一套社会体系十分完备,无论政治结构、传统宗教、社会网络还是大众文化和传媒的运作都非常稳定,对于他们的苦闷有相当的化解能力。

但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不满还是现实问题。而在像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的社会,一方面前一波的高速成长带来的问题凸显,如环境、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腐败等方面的问题都暴露出来。社会在诸多方面的发展不配套,反而显出诸多的不平衡。让他们的失落有了相当的理由。另一方面,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相当多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者或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也开始“中产化”,他们和原有的中产也有相当的距离,其实《泰囧》就是这两部分人的相互理解方面出现问题的症候。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也快速拉高了原有中产者的生活成本,让他们感到生活水平没有快速提高,反而有了成本提高后的诸多不便。原有的大城市中产的失落感就有所加强。同时中等收入者通过出国旅行和互联网看到西方发达社会的在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完备之处,更让他们的焦虑难以化解。

个人境遇的“差一半”常常在新兴国家变成对于社会的强烈的不满。往往随着社会更加关注人们的精神满足和幸福感,这种温饱之后的“莫名的愤懑”反而变得更加现实。尤其对于作为中产后备军的年轻群体,他们从未经历过匮乏的年代,对于生活的要求和期望更高,往往显得落差更大,焦虑更深。因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常常不仅仅是经济转型不成功造成的问题,而且更表现为中等收入者的“莫名的愤懑”导致的社会的转型的不成功。一面他们的这些要求是社会自我提升的动力,但另一面由于需要迎合中等收入群体的短期的要求而导致公共政策的短视和社会的动荡。如何让这种“差一半”心态变成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力而不是消极阻力,是当下社会必须面对的挑战和要求。

一方面社会需要给予中等收入者愿景和目标,给予他们走向未来的梦想。更多地倾听他们的声音,给予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以认真和积极的回应,并不断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也决不能空洞许愿,而是要让他们理性地看到自己的发展只能和社会的总体发展相联系,只能和社会的渐进的良性变化相联系。这需要有三个方面的保证;一是有一个成熟理性的精英群体,能够有理性的阐释问题的能力和有社会责任感和远大的抱负。二是有一个成熟而有活力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高度发展能够化解和调适中等收入者的焦虑。三是有一个能够自我提升,有改革和向上愿望和能力,支撑经济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主流社会。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精英群体相对较弱,其自觉有待提升。但大众文化的活力已经充分彰显,主流社会支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能力也较强。而中等收入者在关键时刻仍然是理性和现实的,也有其温和内敛和社会共生的基础与条件。因此,只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持续发展。中等收入者的社会认同就不会改变,中国超越“差一半”心态带来的冲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就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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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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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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