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心态与跨越陷阱

张颐武

最近土耳其和巴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经济发展较快，被认为近些年来相对比较成功的新兴国家。但反而出现了以中产群体和年轻人为主力的抗议，且规模甚大，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对于社会的震撼效应很大。这样的情况常常让一些人困惑，觉得是社会发展的越好，人们收入增加得相对较快，人们得到的东西越多，就反而集聚了更多的不满和忍受不了现实的愤懑。这样的状况当然让人们感到兴趣，也对于其他发展很快，但也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的社会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我想，关于这样的困扰可以借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加以探讨。人们一般谈论“中等收入陷阱”往往着眼点在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否成功，也就是能否从低收入阶段的制造业转向有更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或新型服务业等产业，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然重要。但社会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增加很快，教育水准也在快速提高，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的比例急剧增加。在进入了有大量新兴的中产群体的新的阶段之后，如何应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的心态和新的要求，如何把握他们的诉求和期望也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成功当然重要，但要保证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成功，对于新兴群体的要求的回应和对于他们的心理和社会存在价值的充分的理解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占据人口比例已经较多，而且在媒体和社会话语空间中占据主流位置的中等收入群体感受不快，他们的要求得不到回应，他们的想法被忽视，而对于他们的观念和认知提出更加切实的远景和更为现实的解说，他们的不满如果集聚，一方面可能通过其要求让社会有所警醒，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动荡或由于迎合他们的要求而产生的短视的政策和社会取向，这样，“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转型失败就可能是社会转型失败的结果而并非原因。

在新兴国家中急剧发展中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心理和社会要求，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一波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其实既是付出者，也是受益者。他们付出了辛劳，也得到了父辈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但这种高速的发展其实也也使得他们的要求水涨船高。有些人从一种逻辑的思维出发，认为这个群体既然受益相当多，应该对现状相对满意。其实高速的发展反而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人们的胃口被吊起来了，要求就更高。而今天的新兴国家的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不是当年传统的工业国家发展时期的状况。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生活所产生的示范效应，让刚刚通过出国旅行和互联网对于外部世界有较多的了解的人们更加焦虑，更觉得在前一波发展中出现的那些问题不可忍受。如环境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腐败问题、个人权利的保障不足等都更加让新兴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和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产生强烈的不满。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为什么不能享有西方国家已有的社会发展的水平。往往有人会点出西方也曾经经历过这些阶段性的问题。但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眼见为实的焦虑感不会由于这些说法而消减。中等收入群体要追问，为什么我们不如美国一样好，却不会追问我们的基础和过去和美国不一样。

当然对于社会的焦虑感其实是和自身的境遇紧密相连的。中等收入者温饱有余，基本生存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都有两个不足。一是生活上“实现不足”。期望的生活总和自己的现实相差很远。而消费社会的无穷诱惑和即刻发财出名的“示范效应”更让他们感到生活的现实不能满意。二是事业上的“完成不足”，白领的朝九晚五的平淡生活，竞争的激烈和向上发展的难以实现都让他们产生失落感和挫败感都让他们产生困扰和不安。可以做个简单的比方，所谓中等收入者就是期望买的房子的价格和他们的存款差一半，自己工作中的职位和自己期望的职位差一半的人。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况更让他们不满。这种不满由于中等收入者都接受了个人力争上游的奋斗的价值，所以对个人境遇的不满往往难以直说，因为这会让人怀疑自己无能。所以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说的“莫名的愤懑”之中。这种莫名的愤懑需要现实的出口。于是，一些个体的苦难或社会运作的问题就成为他们表达这种“莫名的愤懑”的出口。而急剧发展的新兴国家的社会的不成熟又加重了这样的问题，构成冲击。而这两个“不足”对于刚刚进入社会的中产阶层的后备军的年轻人就更加严重。

从现实看，如何化解这样的中等收入者的心理和生活问题是新兴国家社会的重中之重。这需要一有一个理性和有远大抱负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够赋予社会远景和理性地说明现实。二有一个成熟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能够通过大众文化的调试和吸引化解人们的焦虑。三有一个能够不断向上发展，能够让中等收入群体看到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当然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自身的利益和权利高度敏感，也仍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现实获得和社会共同的发展。他们对社会有诸多不满，但其实只要社会的发展还在延续，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仍然很迅速，他们的认同感就不会消失。对于中国来说，避开风险，让中等收入群体理性认识自身和社会的同时不断回应他们的要求和期望，就能够跨越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