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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飘零命运 迟暮英雄

张颐武

 

 

一、

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引发的观感似乎是两极化的,一面是高度的赞誉和崇敬,一面是相对的冷清和批评。这些反应几乎是王家卫的电影总要遇到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有些人感到失望,但另一些人似乎有了更多的兴趣。王家卫总是激发这样的争议和讨论。他有自行其是、我行我素的高度的自我的坚持,也在每部电影中都有大明星、类型等商业的元素。他让一些人沉迷,也让一些人厌倦。这就是王家卫:他拍电影就要有他自己的诡异的风格和特色。这种特色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完全抗拒商业性,而是他的似乎抗拒商业之中有某种特异的商业性,而在商业性之中显示了他的独到的“玄学”式的人生的追索。他对观众的诱惑和抗拒几乎是迷一般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一面是期望在电影中消遣和放松的都市观众难以理解和琢磨的神秘的存在。另一面却是都市中有高雅品味和熟悉现代主义以来的复杂技巧的“文艺范儿”的中产青年的最爱。这些矛盾的气质让他的电影充满了一种玄学的商业性,和商业的玄学性。王家卫从来不可能取悦大多数人,但他却也始终有自己的最执着的“迷”。对于王家卫来说,电影其实是他通向这个世界的唯一的窗口,他总是戴着墨镜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其实这里有都市的迷离的光影的变幻,但又有孤寂疏离的自我的追寻。于是,我们在观看《一代宗师》这部有很长的制作时间,也有了让人几乎不耐的等待的电影的时候,它也必然地由于延续了王家卫的独特的风格和状态而激发迷恋、厌倦、思考和迷惑。这些都是王家卫的最明显的个人的标记。

这部电影几乎有王家卫风格的一切标记,深沉得多少有些矫饰的诗化对白,悲欢离合中抗拒时代却又随波逐流的人物,复杂故事里的关于人生的玄思。而武侠类型的外表和明星的运用也显示了王家卫的随俗的灵活性,如赵本山、宋慧乔、小沈阳等的出现都是微妙的平衡的结果。其实王家卫是一个执着地使用超级明星的导演,但这些超级明星在他的电影里总是显得匪夷所思地被展现了自身的多重侧面,而武侠类型的调用也是对于华语电影的最有代表性的类型的别出心裁的“挪用”。叶问故事的由于甄子丹电影《叶问》在华人社会中的传播也使得王家卫有了独特的借力之处。这些都是王家卫的“商业性”,但王家卫当然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套路来编织他的电影,也不可能按照既定的牌理来出牌。他一定是在传统的模式中找到了他个人发挥的空间,才去拍摄他的电影,他一定是在和明星、类型和传奇故事的艰难的对立与顺应的微妙而复杂的平衡之中制作他的独特的电影。这部电影留下了诸多“踪迹”让我们去追寻它的奥妙。王家卫的深沉感慨让我们可以看到进入他的世界的“入口”。当然,他也让这个电影充满了复杂的玄思,让这部电影的观众感受到进入的难度。这就是王家卫的独特性。

 

二、

这部电影是对于动荡的中国的二十世纪的一次追问,也蕴含了深沉的哲理思考。这里的三个人物叶问、宫二和一线天都寄托了王家卫的某种情怀和思考。中国人二十世纪身世飘零,面对大变局,持守也无安稳,随俗更无洞见 。命运对人的压力巨大,传统与现代,家国与个人,都旋卷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要求着抉择。这里三个人物的命运是贯穿的主线,虽然现在的版本中一线天的故事未及充分展开,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但仍然可以看出王家卫的企图心。三个人载浮载沉,虽然选择和命运都有所不同,但都在中国的大时代中最后汇聚到了商业社会的香港,他们都曾经叱咤风云,但最后却绚烂归于平淡。这些人的命运的深刻性就在于大时代对人的冲击和动荡的岁月的消磨让英雄迟暮,最后是汇聚香港回眸生命的过往,在故事收尾处其实包含了王家卫对于英雄的无语凭吊,也是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的感伤的无尽追怀。

叶问当然已经成为一个旷世的传奇,这些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武术的某种象征性的人物,是中国传统的精神价值在现代的某种符号。王家卫讲述的故事的基本线索几乎和甄子丹的电影《叶问》并无差别,叶问是佛山的富家子弟,遇到了抗日的烽火,国破家亡,历经磨难,最后在香港寄居,开馆授徒。这些故事的眉目我们都已经了解。但这里的故事的微妙之处就是王家卫所寄寓的身世的感慨。英武豪迈之间却是浅吟低唱,感时忧国之中却是步步惊心。叶问的复杂就在于他对于传统的坚守与灵活的变通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他和武术武林的关系正是如此。一面叶问是隐遁在武林之外的飘逸的富家子弟,没有为生存打拼奋斗的压力,也有和美的家庭,生活在一种宁静的对于武术的纯粹的迷恋之中。所以片中总是感慨四十岁之前的美好幸福的人生。但宫羽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叶问和宫羽田为一块饼完整与破碎的比武其实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叶所代表的是武术在现代社会的状况,只有在破碎中适应和变通以寻求新的生存之道,叶其实是持守中变通的。“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对的,站着,错的,倒下。只有站着的的才有资格说话。”其实这段格言里有叶问的现实感。宫所代表的是传统中持守和对于自己已经不再适应这个现代江湖的迟暮的感慨。他们之间其实有了代际传承的含义。叶依靠击败了宫羽田获得了自我,而马三则用背叛获得了邪恶的自我,他的出现正是作为叶问的对照。他背叛民族,背叛师傅直到杀死师傅,通过邪恶开启了一个“恶”的空间。这个“恶”的空间也是对于传统的摧毁。这个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武林的转换和消逝。传统的破碎一是来自于变通,二是来自于背叛。这里“现代”善与恶通过叶问和马三的对照得到了展现。

叶和宫二的比武则是开启了一段缘,一段时空阻隔中的绵长的惺惺相惜。但叶问虽然执着却并不执拗,虽有念想却还知道自己的限度。所以他买好大衣准备前往东北再续前约,却只是留下了一只扣子的念想。而在香港寄居,也能适应环境,自我改变,始终在保持自己和随时变化中保持平衡。叶问其实是超凡人物中的常人,他有自己的复杂性。我有一个感觉,叶问何尝不像王家卫本人,在坚守中有变通,在信念里有灵活。叶的武功和王的艺术其实正是这种坚持与随俗之间的平衡的结果。其实这部《一代宗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宫羽田的女儿宫二则是执着于传统的价值,不相信这一切会在现代的冲击之下泯灭。她为了父亲和宫家传统的荣誉和尊严,为了捍卫传统的绝对性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她对于传统的执着是无限的,为宫家找叶问比武,为宫家在传统中的尊严而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和个人生活。为了复仇而杀死马三。最后在香港和叶问再度相遇,却已经失掉了武功,也失掉了自己的生活,再也没有了比武的机会,而最终走向了死亡。章子怡的演技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这个人物的执拗的刚强和最后个人难以控制命运的感伤被传达了出来。她就像拉康所论述的安提戈涅坚持着神圣的价值,不为世俗所屈服。为此付出了个人的一切,而晚年在香港的思考已经是她一生的袅袅余音而已了。

一线天其实开启了一个关于政治的维度,他的传奇在于旋卷在中国的政治漩涡之中,最后脱离,通过一段暴力的武打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脱离束缚的欲望。却只有在香港开设一个“白玫瑰”理发馆,和小沈阳所扮演的小混混有了一段故事。他的好勇斗狠的气质充满了一种原始的欲望。但英雄的豪迈已经远了。

三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命运所决定的。叶其实是我们大家,是武林中的普通人,他和我们一样的有现实感。宫二则是充满理想的,总是试图恢复一个象征的世界。而一线天则是通过自己的本能行事。如果我们用弗洛伊德式的方式来诠释这三个人关系,那么,叶问其实是我们的“自我”,在秩序和欲望之间保持平衡。宫二则是我们的“超我”,她所代表的是高于我们的秩序所在。而一线天则是代表了以欲望驱动的“本我”。这三个人所构成的是现代中国的“主体”的不同的侧面。

三个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选择所构成的悲剧,他们从英雄的壮志豪情到归于平淡,失掉了自己的最好的时光。传统的礼仪和风范,价值和信念都在剧烈的冲击中难以延续。传统没有了自己传承的文脉。他们自我的信念和坚持仍然存在,但中国的动荡和混乱却让他们的一份愿望和安稳一去不复返。对于叶问来说,是家庭的离别和与宫二比武已经不可实现。对于宫二来说,则是个人生活的毁灭和传统的武功的永远湮没,对于一线天来说,则是政治追寻的幻灭和失望。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努力追寻自我完整的人汇聚在香港时人生已经破碎。他们在这里归于平淡,身世飘零,英雄迟暮。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感慨。

这是一个关于相遇和分离的故事,“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句话里有对于生命的渴望,相遇使得三个人物都有因缘际会的英雄的聚会,却又有无法把握的随波逐流的无奈的命运的安排。在片中的都是有缘人,他们应了缘分有了偶然的“相遇”,但他们都抗不过命的安排。这种“相遇”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偶然性,正是我们人生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境遇。正是由于偶然的“相遇”人类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发展了相互的认知和理解,展开了种种可供叙述和表达的故事和境遇。时间的流程我们无法阻止,它有自己的旅程。我们只有在这旅程中留下我们的踪迹,给这旅程添加一些来自我们的生命的东西,然后消失。我们的死亡是时间的旅程中的必然,我们会意识到死亡永远在我们的前面,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关键的点。生命有其终点,死亡是我们其实无法回避的事实,生命的必死性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乃是不可超越的。这种必死性赋予了生命一种几乎必然的悲剧性,我们在这最后的必然面前确实是无能为力,也难以超越。但生命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种难得的惊喜,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和相知的时刻,一种“缘分”赋予我们的超越和克服我们在趋赴死亡的行程中的平淡,赋予我们的生命以一种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它让我们有了和我们的必死的宿命抗拒的可能性,也获得了超越的激情和灵感的可能。所以,“缘分”是我们超越我们的必死性而获得生命的更高价值的偶然,而“死亡”则是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而这两者都在时间的笼罩之下。在法国思想家阿尔杜塞的晚年,这位思想家处于与社会隔绝的境遇之中,但他思考的也正是相遇的问题。相遇的寻求似乎是他的精神的唯一的慰藉。在王家卫的故事中相遇所造成的情境正是对于相遇的最深沉的感慨。相遇和分离都是命运的安排。最后宫二的故去,叶问和一线天的归于平淡都是人生的必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命运的归宿。  

我们经历了英雄式的宏大的追求,却又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归于平淡,进入了世俗的日常生活。豪迈和壮怀激烈已经渐行渐远,一个平凡的日常生活时代已经悄然开启。宫二和叶问最后在香港的街头看着那些来自内地的,有着许多英雄传奇的武馆的牌匾却挂在香港的阁楼之上,宫二感慨地说:“这也是个武林。”其实在平淡无奇的商业社会中,武术不再是英雄的奇迹,而仅仅是时代的小小的点缀,也是消费的小小的奇观。叶问和一线天的武功的传承其实也是变异,这变异既是传统的武术的破碎,却也是它的转世重生。

三、

王家卫给了我们一个充满不可思议的隐喻的世界,一个有无限的入口和出口的迷宫般的故事,这里寄托了他对于现代中国的感慨,也寄托了他对于人生的无尽的感慨。

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内地和香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刻,从《泰囧》和《快乐到家》以及《西游》的光影世界的现实的热闹中,重新回返那段历史,能够从中发现什么奥义?能够寄寓怎样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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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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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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