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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诸多好评, 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的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的新的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其实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的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一开始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各个电视台选秀的参赛者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观众的新奇感消退之后,也对于选秀的形式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而《中国达人秀》的才艺无门槛,感人的故事才是最独特之处,通过故事和才艺表演的充分的结合提供感动观众的情感空间。也是一个有益的突破。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引发了轰动效应。它则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而从音乐专业的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让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的人物来收徒的方式,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让普通人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当年要让年轻人成为超级明星,也不是仅仅让普通人在舞台上展现,实现了展示的欲望之后就结束。这其实是以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入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90后开始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独生子女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而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而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的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和向上的价值。这样的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选手必须通过这一关得到新的发展的机会。这也是这个节目的魅力所在。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通过艰苦的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突然就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却必须让我们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这个节目也由此赢得了公众。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有让我们反思之处。这里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的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中经常为了节目效果而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也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也更加要求电视节目应该有更严格的自律,也会要求出现在屏幕的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情节的状况。因为社会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青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更加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国好声音》既给了我们激励,让我们知道只有通过艰苦的锻炼和学习,才可能实现梦想。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对于真实的关注和对于诚信的关注,这些都为电视文化的未来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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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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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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