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说真话比说假话成本低

张颐武

   这几年出现的许多公共事件，都使得不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考验。微博和互联网上的质疑常常让一些地方政府倍感困扰，难以招架。往往是几个匿名的微博帖子，一些道听途说、无从辨别真伪的说法就冲击了官方渠道的权威发布的信息。在今天互联网发展迅猛，微博等基于社交的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这种状况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忧虑。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是中国社会在当下的环境中难以避免的。这其实正是由于社会的透明度和政府的透明度在迅速增强，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也迅速增强，这种情况反而会在一定的时期内显得更加严重。这其实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一直是全面的自上而下地管理，许多机构的透明度严重不足，也没有信息公开迅速发布的传统。同时在冷战的环境之中也有强烈的保密意识和家丑不能外扬被人所利用的焦虑。这使得许多情况公众并不了解和知情。而有些流言和小道消息在事后会证明有其真实性。这种历史的状况形成了一些公众对于正式渠道的消息反而缺少信任，更愿意相信小道消息的习惯。而互联网的发展和微博这样的新媒体的兴起使得原来通过口耳相传的一些消息变成了有了公共化的传播渠道，迅速放大而一发不可收。这是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从现实看，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共关系处理相对较差，不熟悉新媒体传播的规律，表达粗糙刻板，缺少沟通能力，反而加重了和公众的隔阂。给了一些不确实的道听途说大显身手的机会。公众忧虑的是政府部门或隐瞒消息，或化大为小，总是觉得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一方面这种心理其实是人所共有的，即使发达国家也常见此类的焦虑。我们看好莱坞电影或美剧中表现这样的焦虑也很常见。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整个公信力一直受到不少质疑，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等确实也存在信息公开透明方面的诸多问题，都难以避免这种质疑。

地方政府部门对于一些公共事件客观求实地发布信息是其职责，这一点毋庸置疑。目前从实际运作上看，对于一些突发性的公共事件，网络出现的传言和政府发布的信息之间存在的最大的焦点问题在于是否有人员伤亡和伤亡人数的多少，这是因为生命最为宝贵，也牵动千万人的心，也最容易让人们情绪激动。其实客观地说，当下在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并没有隐瞒或化大为小的动力。这样做对于他们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好处，反而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一方面是互联网、传统媒体的透明度已经相当大。随着全球化和全国化的深化，任何原来仅仅地方性的事件都可能变成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不仅国内的监督也有来自全球媒体的监督，公众的自发的信息传播也极为迅速，几乎不是地方政府能够掌控的。一个事件一出，千百双眼睛都在监督其善后处理，其实已经几乎不存在隐瞒消息或化大为小的空间。有些人一直说可以收买一些利益受损的当事人隐瞒事实，其实这些当事人现在都明白公开并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才可能得到更多的补偿和更好的对待，而他们也更愿意公开表达诉求。这种情况下，顶风掩盖情况的后果是地方政府根本难以承担的。

另一方面，上级部门也根本没有和当地共同隐瞒的意愿，也不可能为这种状况背书。这样具体隐瞒的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往往是绝对的，公共事件本身的责任是可以评估和判断的，但造假隐瞒的后果是几乎无限的。任何造假被公诸于众，具体责任人面临几乎肯定是最严厉的处理，而对于地方的发展和声誉的影响也无可挽回。说真话的成本远低于说假话。这种现实状况其实会让地方政府愿意更加透明公开地传递信息，迫切地期望自己的公信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其实应该明白隐瞒或化大为小在今天一不可能，二不必要。

现在看来这种公信力不足的状况的改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说起来千头万绪，其实也简单明了。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面对公共事件，每一次政府所传播的都是最真实的情况。如果开始掌握不够，就要不断地把掌握的情况最真实透明地在第一时间加以公开，应该明白社会和公众对于信息的需要的迫切性。尤其在是否有伤亡和伤亡人数多少的数字上力求准确。这其实就让流言或谣言没有了存身之地。只要一次次地政府所公布的这些被视为关键的数字永远比网上的流言准确，虽然流言还会传播，但其效果就会迅速衰减。客观地说，去年723动车事件正是这一情况的转折点。那一次关键的数字上没有重大问题，其实为官方赢得了信任。

只要继续不断地在事关生命的关键问题上说真话，流言和谣言当然仍然不可能在现实的环境中消失，但其效果一定越来越微弱。只要始终坚持这一点，抓住这个公众最关心和最牵动人心的问题，公开透明地予以发布，其他的缺点和问题也逐步改善，地方政府就够一次次地赢得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任。每一次最后官方提供的信息都无法为流言所撼动，其实就会撼动造谣者的信心，也会提高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就可以得以提高。如何学习在今天越来越透明的媒体环境下提高整个社会的公信力，需要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的努力。这里最重要的是在关键环节上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