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电影发展的“常态化”

张颐武

2011年，中国电影的票房达到了131亿元，这是在2010年突破100亿元的前提下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票房业绩的取得其实和2010年突破100亿有所不同。一是2010年中国最重要的导演冯小刚和陈凯歌都推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冯小刚还在一年内推出了两部电影。姜文的《让子弹飞》更是吸引了公众的高度关切。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片”频出的年份，是“大片”的一个高潮。但2011年，这几位重要导演几乎没有推出作品，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片”。只有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在年底出现是大导演的重要作品。这在中国这个高度依赖导演的声誉的电影市场上是值得关注的。二是在2010年电影的近乎井喷式的快速的成长之后，电影进入了一个相对平淡的时期。似乎电影的焦点和热点并不多，没有在全年不断形成公众的热点，甚至人们会在诸多网络的“事件”中忘记了电影的存在。电影几乎没有在2011年的社会中构成焦点，反而显得有些失焦和沉默。直到将近年底的《失恋33天》和《金陵十三钗》才将电影再度带到了公共性的大议题之中。在这里，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电影在进入一个“常态化”的新阶段，是经历了2010年的“临界点”之后的必然的延伸和发展。电影在“全国化”之中越来越具有自己的新的发展空间。

    2011年电影的新的关键点有两个： 

一是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追寻。通过思考现代历史的关键的“节点”来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寻找自己的来路。《金陵十三钗》和《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等都是重要的例证，其中的《金陵十三钗》和《建党伟业》是就有某种标志性的作品。这其实是为中国的今天的高速成长和崛起寻找它的来源。通过对于关键性的“事件”的描写来书写一种关于“中国”的大历史的再思考。这种思考是在今天的历史中才有可能存在的。这些思考的焦点在于要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认清中国走来的路，也重新厘清我们的文化身份。这些在今天的社会的讨论和公众的意识之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此电影试图通过对于现代历史的叙述回答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新的历史的某种新的定位对于历史叙述的新要求。回到诸如中国共产党成立或南京大屠杀等中国现代历史事件的“原点”来寻找我们自我身份建构的来源。

二是对于年轻人的现实的困扰和问题的回应。这以《失恋33天》等为代表。2011年真正重要的取向是像《失恋33天》这样的新的电影的崛起。这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和年轻观众相关的“新类型电影”兴起的标志。这种“新类型电影”还包括从电视剧中汲取素材的《将爱情进行到底》和《武林外传》等电影，这些电影的特色都以适应年轻观众的主流趣味，应和80后甚至90后观众的要求。网络中年轻人的口碑进行营销，非常适应当下年轻观众的口味和要求。现在看来，有两种类型已经较为成熟，一是都市的感情生活，如《失恋33天》等，二是喜剧电影，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到现在的《武林外传》和《饭局》。这些类型都在迅速成熟，它们直面年轻人所面对的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是情感的匮乏，二是生活压力的巨大。这些作品都力图化解年轻人的自我焦虑，乃是一种通过电影实现自我认同，获得某种焦虑和困扰的“治愈”的努力。这样的“新类型电影”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看来，这两种电影都关注的是“时间”和“事件”。但其时间和事件的表现却非常不同。现代历史的追寻是将时间置于中国“现代性”的大历史之中去寻找自己的历史的依据。由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来思考时间的意义。而面对年轻的80后和90后的情感需求的电影，则通过个体生命的“事件”在具体的个人生活的时间中的意义的探究来认知自我的身份。这种“事件”类似于巴迪欧的意义上的“事件”。按他的说法：“独特的真理都根源于一次事件。某事必须发生，这样才能有新的事物。甚至我们的个人生活里，也必须有一次相遇，必然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不可预见或难以控制的事情发生，必然有仅仅是偶然的突破。”这种“事件”所凸显的是对于“时间”的关怀。前者是通过事件重建关于时间的新的历史叙述，后者是通过事件建构关于时间的个体的生命感觉。它们都喻示了在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我们超越了百年的民族悲情，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面临着深刻的调整。另一方面，社会开始更加注重个体生命的“幸福感”的提升和新的认同感的打造。中国电影今天在“全国化”的“常态化”中所显现的就是这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