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中国”的形象》序

张颐武

编完这本书，正是2005年的正月十五。窗外时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客厅里元宵晚会的欢笑声也时断时续地传过来。万家灯火中的世俗的快乐和满足已经成为了当下生活里的必然。这种生活可能没有当年的万丈豪情来得波澜壮阔，每每让高蹈的、渴望英雄气概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和悲愤，却也是一百年来不断地经历痛苦的斗争的中国的一个新的历史的篇章，也是一百年的中国难以得到的平常的，却是弥足珍贵的安宁的日常生活。鞭炮声和笑声没有多少深意，只是简单的乐趣，却构成了这个所谓“新新中国”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我突然想到最近看的电视剧《响亮》，那似乎是我这样一代人的过去经历的表述，也是那个直到今天还难以说清的“新时期”初期文化的象征性的故事。那部电视剧开始在毛主席去世的时刻，电视剧的主人公牛红梅一家也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这是一个失父的时代，也是许多人试图探索新的道路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都会有一个矫揉造作的思考的青年，而那个时代也被称为“思考的一代”，今天看来，那些关于历史使命，关于时代青年的责任第三思考其实是非常浅薄的，就像当时轰动的所谓“潘晓讨论”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 表述，看起来有玄学式的高蹈，其实多少有些不着边际。但却触动了无数关于电视剧结尾处是1983年的春节，主人公牛红梅经历了许多感情的和生活的煎熬之后，在看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演到王景愚的《吃鸡》的时候，牛红梅抑制不住开心地大笑，她在欢笑中流产了，但她的父亲却回来了，一个新的秩序开始出现了。我们在那个青春期里不清晰的朦胧的理想却意外地转化为一种世俗的快乐。王景愚的《吃鸡》似乎是难以表述的可笑的场景，但我今天想来，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品却 有着几乎不可思议的象征性的含义。这个狂热地吃鸡的人物所象征的是曾经有过的那个物质高度匮乏的时代，那个时代给予中国人的印象的确是太深了。对于王景愚本人来说，这个小品来源于他本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广东的生活的经验，但它却喻示了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在极度有限的消费品面前的焦虑和不安。王景愚用如此可笑的方式极度地夸张性地展现了一种世俗的对于“吃”的渴望，其实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是，他是用一种旗帜鲜明的世俗的快乐来伸张日常生活的合法性。历史却在王景愚的表演中破关而出，显示了自己的未来的走向。中国的普通人的选择已经决定了未来的中国的走向，一个新的“中国梦”开始被打造成形。1983年的这个普通的春节由于这个充满欢笑的晚会而变得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义。《响亮》正是将这种意义在二十多年后开掘了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中国大历史的走向不是仅仅是偶然性的结果，恰恰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新的“中国梦”追求自己的实现的结果。这种力量比起高蹈的、抽象的理想更为强大。其实我们看到的“新时期”可能就是分裂为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高远的理想，一种抽象的“主体”的实现的追求，另一个是世俗的、追求消费满足的潮流。其实后者提供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欲望，有时它被掩盖在前者的宏大的叙事之下，但它其实是历史中更为坚硬的，难以被化约的东西。二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的走向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就是被这种世俗的欲望所主导的那实实在在的“中国梦”在发挥作用。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正是由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世俗的梦想，中国也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有了一个新的历史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这种普通的欲望的凝聚的结果。正是这普通的欲望创造了在 中国“现代性”中被压抑的潜能和新的历史维度的释放。于是，在现代性历史的追求之上，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历史的机遇和一个新的选择。它并没有否定“现代性”的寻求，却将这寻求转化和重写了。从今天看历史，中国的文化想象中的这个“中国梦”正是一个“新新中国”出现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梦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从王景愚的《吃鸡》开始的世俗却并不无聊的历史要求造成了深刻的“历史的讽刺”，让许多人在它的面前失足，让许许多多宏大的理论变成了历史的笑柄。我所希望其实是近乎微末却似乎异常困难的工作：理解我的时代，理解这个看起来俚俗，却意义重大的时代。

这本书里的论文，多数是我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文字。这些文章是许多文章中选出来的。它们可以勾勒出我的思考的踪迹，也是理解自己的时代的努力的一部分。实际上，我的努力就是试图给予这个激烈变化中的中国的文学想象一个粗糙却并不脱节和玄虚的图景。这些文章延续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以来的工作，也就是给予这一段中国大历史一个片断的描述。我总有一个感慨，比起 我们的前人来，我们似乎太看低了自己的时代。其实这个时代的意义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最为关键的。我看到了一个从中国现代历史的屈辱和失败中超拔出来的“新新中国”，它并不是用悲壮和决绝的伟大的选择带来的，而是以我们似乎难以理解的平常和平淡的日常生活的进展带来的。我们没有见到耸动的宏伟叙事，却见到了一个社会的高速的变化和成长；没有见到巨大的悲剧和巨大的牺牲，却见到了靠加入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并不认为这些变化符合我的理想，但我却不得不承认变化比我的一厢情愿有力量。我必须提供一些阐释和思考来解释这些变化的轨迹，而不是陶醉于自我想象。在那些我无法闭眼不看或简单拒绝的“状态”压迫我，要求我的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有所解释，而不是掉过头去。我不能不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文学，因为，我不可能有机会获得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妙和悲愤，我只是试图穿过纷乱而绕有兴味的诸多现象，来试图不断地“阐释中国”。这些文章中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我在九十年代以来“不幸而言中”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在九十年代被许多人激烈抨击的观点，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不能说有先见之明，只能说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情不自禁地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时代，我没有给它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高超能力，于是我宁愿多看到一点点有趣的踪迹，一点点正在延伸和变化的事物。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洞见，我只是知道自己的想法其实充满偏见。于是，这件理解时代的工作其实充满了仓促、片面和简单化，但它毕竟有一个特别的角度。

这里留下的一切当然还是初步的，却是我对于这个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认真的思考。我希望它们会提供一个进入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孔道和参照。文章依内容分为四编，大体能够看到我在文学领域的研究和思考的“状态”。把它交给读者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它们其实是不断提出问题，也就是提出了许多未完成的思考的“点”。我知道这些工作的无足轻重和充满困惑，但我也知道我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最后，我要感谢吴义勤和阎晶明的盛情，没有他们也不会有这本书和这个序言。感谢当年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感谢读者。我还会继续我的工作，继续和大家一起思考和阅读下去。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