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发了一篇有关放鞭炮的文章。说起禁放和想放的民意，由此看来民意如水，也是不断变的。没有一个永恒的、固定的民意。所以听民意也不容易，什么是民意就是一个为难的事情。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爆竹一声除旧岁
张颐武
今年的除夕夜，烟花和爆竹构成的灿烂夜景和淋漓痛快的轰鸣让人多了一点过年的兴奋。我们大家在聊天和看春晚之外又多了一个过年的乐趣，多了一点过年的氛围。毕竟很久没有放放鞭炮的机会了，这次的“禁改限”给我们提供了重温传统的过年习俗，过把瘾，享受更热烈的过年的兴奋和快乐的机会。最兴奋的当然是孩子们，他们几乎还没有机会听到这鞭炮的热烈和恣肆的脆响，今年对于他们是一个新的春节了，是带着烟花的美丽和鞭炮的轰响的春节，这会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的。到了初五一切顺利，没有出现重大的事故。十二年的宁静的春节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传统的过年的风俗之中。这是值得记住的。
今天的成功让许多人对当年的“禁放”有了意见。其实，当年的“禁放”其实也是大有理由的。回到十二年前，我还记得各色媒体几乎一致呼吁“禁放”，民间和官方形成高度共识的情景。一面是当时春节到处都有烟花爆竹造成的安全问题，另一面是鞭炮造成的噪音也饱受抨击和指责。这其实也是在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极大的进步的之下出现的问题。在我上小学和中学的七十年代，根本没有禁放，但烟花爆竹从来也没有形成过大放特放的声势，因为大家的生活都很匮乏，给孩子也只能买很少的鞭炮。我记得我们 我们放鞭炮都是将整串的鞭炮拆散，一个一个放放过瘾的。至于烟花也根本就买不到，我们家第一次放的烟花还是我父亲从湖北的干校带回来的珍稀产品，惹来一院子的小孩看热闹。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大家手里有了一点闲钱，放鞭炮渐成气势，礼花式的 大烟花也屡见不鲜。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更有些豪富的人为了夸富放起来没完没了，也招人讨厌。安全和噪音都让烟花爆竹饱受抨击。当时一个名作家还曾经在春节访问了医院，采访了许多受伤的人，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力陈烟花爆竹的问题。当时还曾经把烟花爆竹的燃放上升到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大话语里面加以分析，烟花爆竹不仅仅是安全和噪音，而且还是一种不够现代的东西。经过一些年，大家形成了共识，或者说，禁放的声音远远压过了想放的声音。烟花爆竹终于在各个城市都被“禁放”了。今天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媒体里的民意确确实实是呼唤禁放的。而禁放也是顺应民意的公共政策。
但禁放之后，人们却又发现自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看不到烟花，听不到爆竹，过年的文化变得稀薄和单调了，年味不足了。而象冯骥才先生这样的关怀民俗的人士又开始呼唤烟花爆竹带来的浓浓的中国情怀了。人们开始忘掉了烟花爆竹的种种毛病，怀念起它来了，人们满怀好奇，急急忙忙跑到五环外的地方去放烟花爆竹，这居然成了城市一景，人们发现过年还是缺不了这一点热闹。禁放已经实现，主张禁放的人不再多说，轮到想放的人发言了。于是媒体也开始要求解禁了。虽然每年都强调禁放不放松，但媒体的转向却把这项公共政策放到了尴尬的位置上。这里的文化意义和安全要求，民俗价值和噪音骚扰之间孰轻孰重，变成了一个选择的问题。这需要新的转向。于是各个城市又开始一轮“禁改限”的过程。直到今天北京也“禁改限”。我们又可以燃放烟花爆竹，满足过年的文化和民俗期望，却又有种种限制满足安全与噪音的控制。我们既要满足要求放的文化和心理期望，又照顾反对放的现实的和想象的理由。两种民意今天可以有了一个平衡了。
从放——禁放——限放，我们从开始的随便放到后来的不许放再到今天的有限度的放。无疑我们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法的历程。从不平衡走向了平衡，从极端走向了平和；从非此即彼走向了亦此亦彼。我们都学会了相互容忍，学会了互相对话。这似乎是我们大家正在成熟，我们获得了一点从容和平和的智慧。我们也可以发现，民意其实是不断转变的，未必今天大家一致的要求，明天就还是如此。今天大家都激烈的事情，明天理智地思考后就会又有新的选择。大众的情绪往往象潮水，一波往这边以后，又会往那一边。随心所欲的“放”会反弹为“禁放”。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理智和平和的“中道”，需要多一点限放这样的智慧。仅仅是此时此刻的民意未必能长远，还需要大家谨慎地再思考一下。
欢天喜地的烟花和爆竹不是也让我们学了一点东西吗？但愿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