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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昆德拉,我们谈论了许久,最近看了中国人写的对于他的感觉的小说,有点感慨,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昆德拉曾经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强有力的介入者。但那时他的介入,乃是没有合法版权和真正合适的译本的介入,一种匆忙而暧昧的介入。类似相声里“歪批三国”式的对于外国文学没有起码了解的荒诞角色煞有介事、自以为是地扮演了小丑般盲目的译介者。粗糙的、笨拙的翻译,匆忙的、迷乱的阅读,莫名的、仓促的挪用构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对于昆德拉的接受的历史。当时的中国正在“新时期”的对于“个人主体”的狂热的迷恋之中,人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个人的新的灵与肉共同“解放”的渴望,这种渴望里有一种不可思议强烈的“精神性”的追求。那时,肉体和感官也被赋予了强烈的精神性,人们从计划经济的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压抑中挣脱的渴望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正和昆德拉式的微妙风格相适应。当时的人们容忍了不可思议的粗糙和随意的翻译而兴致勃勃地阅读那些笨拙的译文,期望从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昆德拉写出的欲望变成了我们“自由”的象征,昆德拉的嘲讽变成了我们对于刻板压抑的否定的表述。连一种中国化的昆德拉式的语言如“媚俗”也变成了当时的中文写作的流行语,我们如此迷恋“反媚俗”的表述,却意外地让它变得格外媚俗。昆德拉在此意外地获得 了某种“中国性”的意义和价值。他表现的日常生活变得具有高度的反叛性的意义,歪打正着,其实这个在中国活跃的昆德拉并不是那个旅居法国的捷克人,而是我们想象中的智者,说出我们被压抑的渴望,想象我们的不敢想象的生活。他被不可思议地变成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氛围的一部分。伴随着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的到来,中国内部的市场化的进程的发展和苏联东欧的巨变,那个中国式的昆德拉逐渐淡出了中国的文化想象。
不过昆德拉是幸运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严谨扎实、有合法版权的新译本的出版给了中国读者一次再度真正接近昆德拉的机会。赵玫的小说《秋天死于冬季》正是利用这个新的机会对于一个新的昆德拉的再度呈现,也是 对于这个在“新新中国”出现的新的昆德拉的再度反思。这是赵玫在重读昆德拉新的译本时的新的感受力的这个昆德拉和当年的幻想人物有密切的联系,却又大不相同。这部小说是一部典型的“学院”小说。它非常类似索尔·贝娄或者戴维·洛奇式的对于“小世界”进行描述的小说。它延续了赵玫惯有的“优雅”的表现,将和昆德拉的对话放在了一个中国的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下的学院的环境之中加以展开。这里似乎有双重的对话,一面是赵玫和昆德拉的对话,小说不断引出昆德拉的小说和人物加以讨论,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赵玫在今天的语境下对于昆德拉的理解和思考的结果。另一面是一群以小说的主人公西江为中心的中国学院中的学者在不断地阐释和理解昆德拉。昆德拉是这部小说发展的内在 的动力,又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隐含的主人公。这里的故事却是和当年我们对于昆德拉的模仿和借用大不相同。赵玫写出了 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重新面对昆德拉的新的理解和新的想象力的获得。
在这里 ,西江和他的妻子青冈面对的是今天的社会和昆德拉。他们都有过去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又依赖一种昆德拉式的阐释获得了意义。他们都有现实的困扰和问题,这些问题也通过昆德拉式的观照获得了一种理解的可能。昆德拉既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又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参照。这里这部小说和昆德拉的小说获得了一种有趣的“互文性”。在这里,昆德拉似乎不再具有当年那样的挑战性了,而是一种私人性的生活的表征。昆德拉已经从大历史中反身逃离,变成了个人的私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对于妻子青冈和卫军的恋情还是对于西江和虹的暧昧的感情。当年在大历史笼罩下的“现代性”的焦虑已经化为一种“后现代”的碎片式的情绪。这种新的“私人性”使得当年许多作家在昆德拉书中发现的反抗性和颠覆性被赵玫再度透视后已经发现了一种意外的虚妄性。那个在小说结尾处的叙述圈套中好像真正死去又好像是玄幻的影子般消失的卫军正是过去的昆德拉的征兆,一个八十年代的浪漫性的展示。他的死亡或消失无疑呈现了一个对于过去历史的颠倒的表述。卫军所代表的那种现代性的狂热和亢奋已经被一种平庸却无法逃避的日常生活所取代。青冈和西江已经和昆德拉一样脱离了自己当年的处境而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平常的时代,一个不得不活在一种没有当年昆德拉的日常生活的“宏大”的意义,变成了难以克服和逃避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赵玫的优雅的文笔其实正是将这种日常生活的反讽性揭示得格外清晰。这里没有等待否定的压抑,也没有等待破坏的秩序,而是一个难以逃避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没有了神圣的光圈以后变成了这些知识分子难以消化和理解的新的东西。赵玫意外地告诉我们,昆德拉那里没有拯救我们的灵丹妙药,我们也不可能靠昆德拉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光明。我们只有返回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思考。
于是,这部致敬之作却也是除魅之作。赵玫用这部书卸下了昆德拉的迷人的光环。昆德拉终于可以成为一个住在法国的捷克人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必然的命运呢?然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在昆德拉之后思考我们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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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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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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