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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写了一篇短文,请大家指教。
凶悍地透视乡土中国
张颐武
如何绘制一幅乡土中国的新的历史地图?如何在一片对于“三农”重叠的、错杂的表述中凸现独特的对于中国乡村的理解?莫言的《生死疲劳》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最新的尝试,也是莫言本人对于他的农村经验的一次记忆的书写和展开。这部小说有一种难以承受的爆破的力量,它延续了莫言的强烈的风格化的特征和瀑布般流出的句子,但却又添加了一系列原来没有的新的元素。其中一些表记有着相当强烈的挑战性,如利用章回体的写作和对于佛教轮回观念的借用。这些表记都有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一种耸人听闻的氛围,一种突兀地回返传统的新的文学形态的呈现。这里的来自佛教的“轮回”观念的自由的借用中所表现的不可思议之感似乎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地主的转为动物的命运和来自动物视角的观察给了小说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恣肆的想象力的展开,而章回体的借用则将瀑布般的语言流放置在一个传统的小说装置之中,构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新的感受力。
这一方面使得小说的风格变得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挑衅的意味,说明了莫言对于现代性所形成的“新文学”的审美规范和文化秩序的颠覆和嘲弄,他把不登“现代性”大雅之堂的种种东西用在了小说里。让小说有了一股不平常的诡异和恣肆的感觉,显示了莫言奔放不拘的想象力。让这部小说有一种放肆越轨,自由自在的性格。我感觉这写法有点象拉伯雷的《巨人传》,如果没有章回体的控制,莫言的汪洋般的无边无际的表达会淹没一切,找不到我们阅读的线索的。另一方面,这也构成了一次对于小说的追问和再思。小说的表现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和“实验”文学出现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追逐新的可能。但近年来这种追逐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困难一面来自市场的压力,一面来自形式实验本身已经失掉新鲜感和刺激力的疲惫。于是,象余华的《兄弟》这样的小说就可以看到形式的实验已经消逝,市场的压力造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单调。而莫言的《生死疲劳》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实验还有许多新的可能,这些可能还远远没有被我们打开。一旦我们跨出“新文学“的原有的规定性,我们就可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形式”并不是象今天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狭窄的概念,也 不是和内容脱离的怪物,它反而可以促成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思考的空间的生成。在莫言这里,形式从来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脱离内容的表达存在的,它就是内容本身,就是莫言的想象力的源泉。
在这个空间里,莫言给予我们的是关于乡土中国的当代史的惊人的描述,这里有家族的仇恨,有情欲和历史之间的不可思议的断层,有惊人的贫困和匮乏带来的焦虑,有狂热的理想国的追求的幻灭和失落,有新的市场化之下的乡土中国的新的希望、困扰和挑战。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混杂不纯,充满着莫言式的怪异的形象。但他所表现的诸多丑怪、诡异的形象都是这里的独特的风土和历史的表现。在这里,“风土”和民俗的记忆不是没有用处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能量的来源。但不断试图彻底改变的宏愿对于风土的改造和引发的不间断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力量。当年计划经济的力量的冲击给予乡土急剧的“现代性”的改变,一种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失败和崩溃被彰显。这里蕴涵的人民记忆具有着强大的功能。莫言的表述里可以看到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的质疑。他的恣肆的笔触里其实有对于中国当代史的无尽的关怀和感慨。他的发现其实以感性的表现提供给人们对于记忆的真切的展开,这种展开告诉我们记忆中的“过去’的不可回返和不可重现。他指明了,过去的幻想的狂热没有带来新的希望,而失望和溃败乃是当时历史的一个必然。创造历史的强烈的冲动没有浪漫的结果,而历史本身的嘲弄也异常的残酷。这似乎是莫言的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提示我们理想的乌托邦因为不可能而转化为恶梦的无奈。转为动物的叙述者的奇特的观察里就包含着这样的悲剧性。历史已经不可能以那样的状态延续下去了,记忆所呈现的现实感的存在让小说的表述具有高度的反讽性。乌托邦的反抗世界的宏大叙事在小小村落的风土中铭刻的是失败的记忆。
莫言的表述也试图接近当下的农村,接近一个被全球化和市场化改变的农村,这个农村却是新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下的空间。被新的生产力所穿透的农村,似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规范,不断的破碎和不断的离散的空间感的出现显示了一种混乱的活力和混乱的热情也造成了问题。但无论如何,莫言还是觉得历史转向这一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和能量。无论如何,这是莫言作为一个对于农村有着最为真挚感情的人的真的心声的表达。
这部书有拉伯雷式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莫言的真正的感情和真正的凶悍。他的感情是对于乡土的,他凶悍是面对真实的。
张颐武
如何绘制一幅乡土中国的新的历史地图?如何在一片对于“三农”重叠的、错杂的表述中凸现独特的对于中国乡村的理解?莫言的《生死疲劳》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最新的尝试,也是莫言本人对于他的农村经验的一次记忆的书写和展开。这部小说有一种难以承受的爆破的力量,它延续了莫言的强烈的风格化的特征和瀑布般流出的句子,但却又添加了一系列原来没有的新的元素。其中一些表记有着相当强烈的挑战性,如利用章回体的写作和对于佛教轮回观念的借用。这些表记都有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一种耸人听闻的氛围,一种突兀地回返传统的新的文学形态的呈现。这里的来自佛教的“轮回”观念的自由的借用中所表现的不可思议之感似乎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地主的转为动物的命运和来自动物视角的观察给了小说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恣肆的想象力的展开,而章回体的借用则将瀑布般的语言流放置在一个传统的小说装置之中,构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新的感受力。
这一方面使得小说的风格变得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挑衅的意味,说明了莫言对于现代性所形成的“新文学”的审美规范和文化秩序的颠覆和嘲弄,他把不登“现代性”大雅之堂的种种东西用在了小说里。让小说有了一股不平常的诡异和恣肆的感觉,显示了莫言奔放不拘的想象力。让这部小说有一种放肆越轨,自由自在的性格。我感觉这写法有点象拉伯雷的《巨人传》,如果没有章回体的控制,莫言的汪洋般的无边无际的表达会淹没一切,找不到我们阅读的线索的。另一方面,这也构成了一次对于小说的追问和再思。小说的表现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和“实验”文学出现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追逐新的可能。但近年来这种追逐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困难一面来自市场的压力,一面来自形式实验本身已经失掉新鲜感和刺激力的疲惫。于是,象余华的《兄弟》这样的小说就可以看到形式的实验已经消逝,市场的压力造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单调。而莫言的《生死疲劳》的意义在于它说明实验还有许多新的可能,这些可能还远远没有被我们打开。一旦我们跨出“新文学“的原有的规定性,我们就可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形式”并不是象今天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狭窄的概念,也 不是和内容脱离的怪物,它反而可以促成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思考的空间的生成。在莫言这里,形式从来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脱离内容的表达存在的,它就是内容本身,就是莫言的想象力的源泉。
在这个空间里,莫言给予我们的是关于乡土中国的当代史的惊人的描述,这里有家族的仇恨,有情欲和历史之间的不可思议的断层,有惊人的贫困和匮乏带来的焦虑,有狂热的理想国的追求的幻灭和失落,有新的市场化之下的乡土中国的新的希望、困扰和挑战。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混杂不纯,充满着莫言式的怪异的形象。但他所表现的诸多丑怪、诡异的形象都是这里的独特的风土和历史的表现。在这里,“风土”和民俗的记忆不是没有用处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能量的来源。但不断试图彻底改变的宏愿对于风土的改造和引发的不间断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力量。当年计划经济的力量的冲击给予乡土急剧的“现代性”的改变,一种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失败和崩溃被彰显。这里蕴涵的人民记忆具有着强大的功能。莫言的表述里可以看到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的质疑。他的恣肆的笔触里其实有对于中国当代史的无尽的关怀和感慨。他的发现其实以感性的表现提供给人们对于记忆的真切的展开,这种展开告诉我们记忆中的“过去’的不可回返和不可重现。他指明了,过去的幻想的狂热没有带来新的希望,而失望和溃败乃是当时历史的一个必然。创造历史的强烈的冲动没有浪漫的结果,而历史本身的嘲弄也异常的残酷。这似乎是莫言的真正的力量所在。他提示我们理想的乌托邦因为不可能而转化为恶梦的无奈。转为动物的叙述者的奇特的观察里就包含着这样的悲剧性。历史已经不可能以那样的状态延续下去了,记忆所呈现的现实感的存在让小说的表述具有高度的反讽性。乌托邦的反抗世界的宏大叙事在小小村落的风土中铭刻的是失败的记忆。
莫言的表述也试图接近当下的农村,接近一个被全球化和市场化改变的农村,这个农村却是新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下的空间。被新的生产力所穿透的农村,似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规范,不断的破碎和不断的离散的空间感的出现显示了一种混乱的活力和混乱的热情也造成了问题。但无论如何,莫言还是觉得历史转向这一方面所具有的可能性和能量。无论如何,这是莫言作为一个对于农村有着最为真挚感情的人的真的心声的表达。
这部书有拉伯雷式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莫言的真正的感情和真正的凶悍。他的感情是对于乡土的,他凶悍是面对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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