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于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怀有极大的敬意。我一直觉得一种真正的“洋气”的声音是他们传递给我们的。邱岳峰的略略沙哑、毕克的 浑厚、李梓的自然、童自荣的华丽都好像敞开了一个我们想象中的西方。长影译制厂的向隽殊和陈汝斌等人也为我们熟悉，但他们的声音似乎少了一点洋气，多少觉得有些隔，不太象西方人讲话。而上影译制厂的配音我觉得好像就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质，一种真正的韵味。我当时一直感觉那声音里足以传神的魔力。童自荣的佐罗，毕克的波罗侦探和邱岳峰的罗切斯特都是译制片中的绝唱。当时我看电影还有一个听电影的强烈的愿望。当然他们的译制片的走红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记得刘心武有一篇小说讲一个少女冒充李梓的亲戚，加以炫耀。小说能够写到有人冒充李梓的亲戚，说明李梓的知名度毫不亚于当时的大明星。后来看到了许多真的外国人说汉语，发现他们的说法没有一丝一毫的译制片的味道。他们中说得优秀的往往格外愿意说得“油”，如大山式的中文。而且英语、法语也和译制片的发音毫无相同之处。但我就是觉得那样的中文发音足以传外国人说话的“神”，真是帅极了。
早期中国有声片的说话还是南腔北调，象阮玲玉无法说普通话，所以演不了有声片。而白杨等人的普通话也颇不标准。最特殊的是常常出现在电影里的演员高正，他演了不少四十年代的名片中的人物，但口音确实相当重，今天的观众一定觉得不可思议。新中国电影的普通话一开始也没有多标准，但后来就越来越强了。早期的电影有什么名言名句，我们这一代都无从得知了，只有张爱玲的散文《借银灯》里留下了一些依稀的影子，让人低迴和凭吊。
我们记得的还是解放后的电影。我们小的时候常常模仿《地道战》里的语言。不少电影里日本侵略军的语言有一种让人难忘的怪异，如方化等人演的都相当生动，那些语言和调子也被人记住了，变成了一种日本侵略者专用的混合式的说话法。而象文革中著名的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对暗号的语言就常常让当时儿时的我们情不自禁的模仿：“你拿的什么书”“当时的回答的“阿哩勒。”我一直喜欢这台词，却不明白“阿哩勒’是何意思。后来上大学时才恍然大悟是朝鲜文化的经典“阿里朗”而已。
创造流行的名句多的八十年代后期是王朔，而九十年代后期直到今天是冯小刚。王朔当然是把北京话变成一种特异的电影语言的一位重要人物。当年的王朔电影象《顽主》和《大喘气》等等都有不少独特的语言让人记得。但八十年代最后的时期，谢飞导演的《本命年》里面姜文演主角李惠泉，程琳演一个在歌厅唱歌的小歌星。姜文演的出狱后的男青年迷恋小歌星，买了一条项链送给小歌星。但小歌星却说：“这太贵了，以后送我花吧，花我会收的。”“男青年回答：“好”。小歌星的世故圆滑和男青年的单纯让我记住了。我觉得这里画出了人生的隔膜的一种难言的悲凉。让我记得格外深。
当然在冯小刚电影里，记得住的妙语可谓层出不穷。妙就妙在他的电影的妙语既切合电影的逻辑，又有极为丰富的联想，诸如“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之类。最近还看到报上有人用，用得浑然天成，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