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年前的旧文，不过可以为今天大家的讨论提供一点背景资料。贴出来，请指教。

 

前世今生“第五代”
张颐武
“第五代”在今天当然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辉煌的传奇，一个充满着浪漫意味的故事。这个传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发端，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进入了鼎盛期，直到今天硕果仅存的张艺谋神话，二十多年的中国电影史和“第五代”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他们毫无疑问为这段电影史和文化史留下 了弥足珍贵的章节，却也留下了 深深的遗憾。这个以电影学院78班为中心的群体当然已经开始老去，但历史所铭刻的一切都具有意义。
“第五代”是八十年代“新时期”的产物。他们的出现凸现着“新时期”文化的两个基本的方向。《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盗马贼》、《红高粱》等这些早期作品都体现着新时期的精神。一方面是寻求从传统文化的重压下解放个人，获得一种“主体性”。另一方面则是从法国“新浪潮”和其它种种超越现实主义的电影潮流那里借来了现代主义的表达策略。他们原来是试图在中国电影的“内部”进行一场变革。这些电影当时和文学界和思想界的种种流行的、充满浪漫幻想的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试图打开中国电影的新的可能性。但当时思想层面的高蹈情怀也遇到了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世俗的要求的挑战。其实“新时期”的“高蹈”的启蒙的观念正是对于世俗的市场社会的召唤，只是我们当初的幻想却期望着一个超越“异化”的理想社会。“第五代’的早期电影都投射了这种对于“理想社会”的朦胧的追求。但这些电影利用了计划经济下的国有电影企业对于风险的相对盲目的承受力得到拍摄的机会，这种承受力有时是依赖个人的相对于市场来说并不明智的决策的。但这些电影却没有受到当时正在开始市场化的电影市场的接受。他们的电影都受到了巨大的票房压力。“第五代”在国内受到了票房的新兴市场力量和旧的话语力量的压抑。
但不可思议的是，在国内电影市场的困顿，却受到了西方电影节和一批菁英化的小众的“艺术电影”观众的好评和接受。于是，从《黄土地》到《红高粱》开启了一个中国电影从未有过的海外市场。这里的“外部”的接受却意外地将“第五代”与中国流行思潮同步的“启蒙”读解为一种对于中国的特殊的民俗和压抑的文化和社会的“奇观”的展现。“第五代”开始受到了国际电影市场的青睐。于是随着张艺谋的《红高粱》获得了西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第五代’也开启了一个中国电影从来没有过的“外向化”的时代。一批“第五代”导演都制作了以中国的“民俗”的奇观和社会的“压抑”性为中心的，面向西方电影节和所谓“艺术电影”的观众的电影。于是“第五代’就成功地完成了从中国“内部”向一个“外部”的国际市场转型的过程。而由于他们的电影又被诠释成为“为国争光”和“走向世界”，而通过国际市场的 成功“出口转内销”而在国内市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随着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和经济高速成长的“后新时期”的来临，中国电影一度成为跨国电影资本投资的理想空间。中国电影试图通过全球化运作开拓海外市场也似乎成为一种相当现实的可能性。中国电影有巨大而完整的工业生产能力，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只要较小资本投入既可完成生产，而同样仅仅依靠一个相对较小的国际电影市场既可收回成本，获得利润。而“获奖效应”则说明其海外市场的潜力。这样，一大批表现中国特殊的“民俗”和“政治”为中心的所谓“艺术电影”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正如田壮壮所言：“当时黄建新拍的《五魁》在荷兰鹿特丹放映，那时是中国电影在国外最红的时候，……甚至只要是中国的片子如《炮打双灯》、《红粉》，不管通过什么路子都要弄到。那时中国电影快要成为脱销的产品，在市场上有很好的销路。如果照着一批模子做一批电影的话，应该不算下策。”田壮壮非常明确地描述了中国“艺术电影”的类型化和外向化。但是，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努力，这种希望没有成为现实。人们发现，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趣开始减弱，而“第五代”以展现中国特殊民俗为中心的所谓“艺术电影”并没有给中国电影带来新的前景。田壮壮承认：“当然，现在再去拍这样的电影可能就没有人买了，已经变古董了，现在人家希望要鲜货了。”
于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和其它“第五代”导演渐趋沉寂和转向电视剧等市场形成对比的，是“第五代”代表人物张艺谋的成功转型。在九十年代后期的平淡期之后，张艺谋通过《英雄》和《十面埋伏》进入了一个将“内部”和“外部”市场打通的时代。无论《英雄》的对于“强者”的礼赞还是《十面埋伏》的极限的感情的渲染。张艺谋都对于新世纪的世界做了独特的隐喻。这种隐喻一面指向“强者”的秩序，另一面指向唯美的消费满足。张艺谋给了这个新世纪的世界一个新的想象的表述。
第五代是一个过去的传奇？还是一个仍在延续的神话？他们开启过中国电影“外向化”的时代，却并没有给中国电影开出一个理想的未来。中国电影的未来还有待我们创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