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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李安和《断背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也说《断背山》的启示
张颐武
最近以来华语世界都在讨论《断背山》的成功的意义。李安当然是不得了,在《卧虎藏龙》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之后,又凭这部电影得到了最佳导演,确实是一时无俩,没有人能够比肩。我们的超级大导演象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还没有过这样的奇迹,就显得好像不如人的样子。想想李安的经历也确实不能比:从华语“小片”出发,当年的《推手》和《饮食男女》都是老老实实的华语电影,后来却在好莱坞扬名立腕,进入了主流,象《理智与情感》也不是谁都有机会拍的。从华语“小片”到无论华语还是主流好莱坞的“大片”,李安的经验的确可以说是华人的骄傲。所以大家高高兴兴的评论都没有什么毛病。
有趣的是《断背山》的题材,牛仔和同志之爱都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主要问题,而是美国主流社会的问题。牛仔当然是美国文化传统的象征,同志之爱却是一种边缘的文化。但经过了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社会风潮,也变成了多元的一元,已经被社会渐渐接纳。虽然保守的人还是不喜欢这种感情,但 毕竟大家都能理解。中国的“同志”文化不是也被人们渐渐理解和接受了吗?但李安那句“人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的话,却也说出了实实在在的感慨。李安本人的奋斗其实也是由美国的边缘终于登上主流的舞台的历程。其实《断背山》里两个牛仔不被理解的感情,作为社会边缘的意识和李安本人的境遇确实息息相通。一腔真情和真才华,由于自己的特殊性而难以被理解,这样的情况李安和两个牛仔都遇到了。他们今天其实是一起接受众人的祝贺的。  
《断背山》得奖自然给了原来在美国文化主流中的边缘的东西一次新的机会。这当然是好莱坞的高度的灵活性的表征。原来被边缘化的东西,今天也被反转来变成了大家感动的对象,说明了当下的后现代氛围之中,全球化的主流本身其实极度灵活,可以吸纳许多边缘性的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流行了许多年,政治正确的一套大家都熟悉,于是好莱坞在性倾向和族群方面的适应能力也越来越强。于是,李安大获成功就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同性爱和亚裔的导演被广泛接受的确说明了西方大众文化在今天的多元性。其实这种多元性正是它的适应能力所在。西方“内部”的人口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实已经非常大,多元文化其实就是将许多形形色色的差异性吸纳进来,给予它们一个“说法”,让它们在自己的“内部”有一个合适的位置,从而将原来看成尖锐得不可调和的东西变成可以共处之物,由此降低社会的成本,避免剧烈的冲突,提供合法的阐释。这当然是主流的宽容,却也是边缘的争取。但无论如何,这部电影和李安的现象还是一个美国文化中的奇迹,却并不是中国文化的奇迹。事情明明白白,从故事的题材、小说的原作和工作人员、制作方式都是美国的。虽然边缘,但这是是美国的“边缘”,是美国文化“内部”的故事。
其实,和我们的张艺谋和陈凯歌等人比起来,李安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故事。无论如何,《断背山》都是纯粹的好莱坞电影。尽管大家可以说李安在其中融进了中国文化的特色。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打进美国社会的“成功”,并通过那个社会的合法性的阐释变成了新的全球的文化资源。可以说,李安是通过美国的“边缘”文化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然后才变成全球的多元的一部分。这里的份量就非常重,我们的媒体和公众也不会说三道四。因为尽管李安“边缘”,却是受到全球化的最主流的文化的肯定的“边缘”。张艺谋和陈凯歌却是从当下的中国文化的主流通向全球化的,难度就大得多。他们的电影无论如何是中国文化主流里面打出来的,不可能象李安一样成为美国文化“内部”的边缘,却直接成了全球文化的“边缘”。在中国的“主流”位置其实比不上在美国的“边缘”更容易被西方文化接受。张艺谋、陈凯歌不是美国文化中的少数,而是另外一个系统,是一个异质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并以这个文化为基础的。但中国文化的主流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就相当边缘,当然打入主流的机会就小得多。这里的一切毕竟是美国“外部”的事情,不可能象《断背山》那样从美国文化“内部”出来。陈凯歌和张艺谋和美国文化的关系就就像两条不相交的、平行而走的河流,并不直接有关;而李安和美国文化的关系,却像是汇入主流的支流。这里面的问题其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张艺谋和陈凯歌是直接从中国文化里回应全球化的问题的。不管他们作得好或者不好,却是和我们有关的努力;而李安的成功却是一个美国的多元文化的问题,虽然也和我们有关,但却是另外的他人的文化里面的问题了。所以张和陈毕竟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七嘴八舌地评论,但李安却是打入美国主流的成功,我们七嘴八舌的机会也不多了。说得庸俗一点,张、陈还是我们家里的孩子,可李安就是嫁出去的人了。
《断背山》并不是华语电影,仅仅李安本人是华人,这当然仍然是我们的骄傲。但这毕竟和华语电影是两回事。不知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忘掉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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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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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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