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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庄重的仪式感
张颐武
3月31日，河南举办丙戌拜祖大典活动，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央视的演播室，由白岩松主持，我和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教授作为嘉宾参加了大典仪式的现场直播。河南当然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有许多黄帝的传说和记载流传下来。郑州的新郑市被认为是黄帝的出生地和建都之处，而农历的三月初三是被认定的黄帝的诞生日。在此时此地举办祭拜大典是恰逢其时的。
大典的整个进程庄重肃穆，气象不凡，表达了对于民族始祖高度的尊重和对于自己的过往历史的珍惜和爱护。尤其是一首《黄帝颂》，庄严大气，流畅自然，不像有些时候这类典礼歌曲经常受晚会歌曲的影响，容易露出俗气。黄帝虽然是传说人物，但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意义已经为世人所公认，这样的典礼和陕西的祭黄陵一样有了一些年的历史，成为当地一项经典性的文化活动，现在更有了全国性。其实近年来各地的地方政府和民间都对于这种祭祀活动相当重视，一面发掘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一面通过这种文化活动将这些资源加以公众化。正可以看出在急剧的经济发展中，各个地方开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开始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表现。这当然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大典中，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在得以恢复。这种仪式感一面是一种生活中对于价值观的敬畏所造成的庄重，一面是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展现的典雅。这种仪式感似乎是我们大家多年来所缺少的。我们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一面是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一面也由于我们日常生活过于匮乏，往往忽略一种庄重的仪式感的建立，忽视一种赋予日常生活以庄严高贵的含义的象征性的“形式”的必要性。
在文革时期，一面是用一些刻板的政治性的标语口号替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一面将原有的庄重典雅加以彻底破坏。所以粗俗往往被误解为“实在”，简陋往往曲解成“朴素”，随便被解释为“潇洒”。当时除了政治性的形式如“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之外，生活里的礼节和形式几乎全面破除了。破除形式主义可能有它的道理，但连必要的形式也彻底破除了却也是一种极端主义。没有了仪式，似乎也就没有了仪式的庄重。“破四旧”破坏了传统的文化符号的尊严和气度，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新的东西建构起来。一旦过度政治化的时期过去，政治性的仪式立即淡出，变成姜昆的《如此照相》里荒唐的一幕幕奇观之后，我们就发现没有什么我们生活的仪式和庄重感了。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大家都发现了我们往往是过度的简单和随便了。如高规格的电影颁奖，我们的大明星往往就是一袭牛仔装上场；重要的演讲会，主宾一身运动服和运动鞋出场。我当年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件T恤接受证书的，当然大家都是如此，谁穿得讲究反而显得别扭，和场合不合适。这当然也是一种潇洒，但也可能是过于缺少礼仪和庄重感。大家都以随便不拘礼为时尚。还有王朔式的挖苦，当然看到了礼仪中的毛病，有其价值和意义，却将不拘礼进一步合理化了。我们的礼仪之邦的传统没有没有得到发扬，反而还在衰微的路上下滑。就拿开会出席公众场合而言，在国外规矩严，什么场合穿什么有一定的规范，容易掌握，但在我们这里往往不好办。别人都是自由潇洒的夹克的时候，你一个人西服革履，就有点可笑；大家都西服革履，你自己一个人穿休闲装也显得别扭。掌握分寸就相当难。这其实正是反映了我们的仪式感的缺乏和无规范。
于是，往往是“礼失求诸野”，我们发现自己的仪式感过度缺乏之后，但又迫切需要一种仪式感来规范正在急速的经济成长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的人们，就只有引进西方的不少仪式和礼节了。所以为人们诟病的过“洋节”，如过圣诞，过情人节等等都大行其道。明星们在重大场合也越来越气度不凡，讲究品味了。而大学的毕业式也越来越大方典重了，每到暑假前，学生们身穿毕业礼服照像的情景让我羡慕。其实这正是反映了新一代的中等收入者对于仪式感的渴求。虽然没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却也聊胜于无。这说明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和充满希望的人们在渴望一种庄重的仪式感，一种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的感觉。所谓“文化”，并不是抽象玄虚的东西，往往正表现在一种具体而微的仪式之中。有了许多这种仪式，一个社会就有了自己的文化上的根基，有了自己的价值传承的基础。所以这种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的仪式，其实对于一个社会不可或缺。
特别是中国这样变化迅速，全球化的冲击剧烈的社会，正需要重新建构一套将自己的传统和当下的生活接合的礼仪和仪式，让生活里有一点庄重和高贵。许嘉璐先生多年倡导“文化自觉”，我觉得象祭祖这样的活动，虽然还并不完美，也可能还有许多可议的问题，但却是“文化自觉”的开始。
我们需要庄重的仪式感。
张颐武
3月31日，河南举办丙戌拜祖大典活动，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央视的演播室，由白岩松主持，我和社科院考古所王巍教授作为嘉宾参加了大典仪式的现场直播。河南当然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有许多黄帝的传说和记载流传下来。郑州的新郑市被认为是黄帝的出生地和建都之处，而农历的三月初三是被认定的黄帝的诞生日。在此时此地举办祭拜大典是恰逢其时的。
大典的整个进程庄重肃穆，气象不凡，表达了对于民族始祖高度的尊重和对于自己的过往历史的珍惜和爱护。尤其是一首《黄帝颂》，庄严大气，流畅自然，不像有些时候这类典礼歌曲经常受晚会歌曲的影响，容易露出俗气。黄帝虽然是传说人物，但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意义已经为世人所公认，这样的典礼和陕西的祭黄陵一样有了一些年的历史，成为当地一项经典性的文化活动，现在更有了全国性。其实近年来各地的地方政府和民间都对于这种祭祀活动相当重视，一面发掘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一面通过这种文化活动将这些资源加以公众化。正可以看出在急剧的经济发展中，各个地方开始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开始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表现。这当然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大典中，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在得以恢复。这种仪式感一面是一种生活中对于价值观的敬畏所造成的庄重，一面是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尊重展现的典雅。这种仪式感似乎是我们大家多年来所缺少的。我们在过去的二十世纪的激烈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一面是由于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一面也由于我们日常生活过于匮乏，往往忽略一种庄重的仪式感的建立，忽视一种赋予日常生活以庄严高贵的含义的象征性的“形式”的必要性。
在文革时期，一面是用一些刻板的政治性的标语口号替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一面将原有的庄重典雅加以彻底破坏。所以粗俗往往被误解为“实在”，简陋往往曲解成“朴素”，随便被解释为“潇洒”。当时除了政治性的形式如“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之外，生活里的礼节和形式几乎全面破除了。破除形式主义可能有它的道理，但连必要的形式也彻底破除了却也是一种极端主义。没有了仪式，似乎也就没有了仪式的庄重。“破四旧”破坏了传统的文化符号的尊严和气度，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新的东西建构起来。一旦过度政治化的时期过去，政治性的仪式立即淡出，变成姜昆的《如此照相》里荒唐的一幕幕奇观之后，我们就发现没有什么我们生活的仪式和庄重感了。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大家都发现了我们往往是过度的简单和随便了。如高规格的电影颁奖，我们的大明星往往就是一袭牛仔装上场；重要的演讲会，主宾一身运动服和运动鞋出场。我当年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件T恤接受证书的，当然大家都是如此，谁穿得讲究反而显得别扭，和场合不合适。这当然也是一种潇洒，但也可能是过于缺少礼仪和庄重感。大家都以随便不拘礼为时尚。还有王朔式的挖苦，当然看到了礼仪中的毛病，有其价值和意义，却将不拘礼进一步合理化了。我们的礼仪之邦的传统没有没有得到发扬，反而还在衰微的路上下滑。就拿开会出席公众场合而言，在国外规矩严，什么场合穿什么有一定的规范，容易掌握，但在我们这里往往不好办。别人都是自由潇洒的夹克的时候，你一个人西服革履，就有点可笑；大家都西服革履，你自己一个人穿休闲装也显得别扭。掌握分寸就相当难。这其实正是反映了我们的仪式感的缺乏和无规范。
于是，往往是“礼失求诸野”，我们发现自己的仪式感过度缺乏之后，但又迫切需要一种仪式感来规范正在急速的经济成长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的人们，就只有引进西方的不少仪式和礼节了。所以为人们诟病的过“洋节”，如过圣诞，过情人节等等都大行其道。明星们在重大场合也越来越气度不凡，讲究品味了。而大学的毕业式也越来越大方典重了，每到暑假前，学生们身穿毕业礼服照像的情景让我羡慕。其实这正是反映了新一代的中等收入者对于仪式感的渴求。虽然没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却也聊胜于无。这说明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和充满希望的人们在渴望一种庄重的仪式感，一种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尊重的感觉。所谓“文化”，并不是抽象玄虚的东西，往往正表现在一种具体而微的仪式之中。有了许多这种仪式，一个社会就有了自己的文化上的根基，有了自己的价值传承的基础。所以这种建立在日常生活之上的仪式，其实对于一个社会不可或缺。
特别是中国这样变化迅速，全球化的冲击剧烈的社会，正需要重新建构一套将自己的传统和当下的生活接合的礼仪和仪式，让生活里有一点庄重和高贵。许嘉璐先生多年倡导“文化自觉”，我觉得象祭祖这样的活动，虽然还并不完美，也可能还有许多可议的问题，但却是“文化自觉”的开始。
我们需要庄重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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