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 中国梦 上海精神

张颐武

陈逸飞突然的病故让一个正在高速运转的新的时代感到一丝感伤和忧郁。命运的旅程有自己的安排，生命的突然的终结给人带来了如同张爱玲小说中那样的感慨。人能够不断超越命运，却没有人能够逃脱命运，我们其实感到的是生命的脆弱和无奈。对于命运的不间断的胜利和克服其实抵不住命运的最后的安排。陈逸飞其实是一个人不断超越命运的范例，他永远在不断地胜利，在克服限制和跨越边界，但命运的力量在于它可以终结生命本身，可以划定生与死的终极的界限。他去世的当天上午我在上海的长乐路的藏乐坊和朋友聚会，旧的洋房里的上午仍然是幽暗的，迷离的光影里透出一种暗红的色泽，大露台的外面是爬满青藤的墙壁和欧洲式花园。这似乎是《海上旧梦》里的一个场景，今天的上海到处都是这样的空间了，上海今天的繁华里有陈逸飞的痕迹。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几乎是中国"优雅"文化的 象征的人物的逝去带来的反应是震惊和难以置信。人们不相信这个象征性的人物会突然和我们告别，因为他几乎是完美地呈现了今天这个时代的一副面孔。陈逸飞的离去带来的反响是由于他本人其实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里的上海的最为戏剧性的表征。陈逸飞为上海灌注了它的精神和想象，给予了这个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消费时代一个最为精致的品牌。

知道陈逸飞还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当年的《黄河颂》和《占领总统府》是热爱美术的少年人都熟悉的。那个时代他的画是革命的内容和写实的表现，我们佩服的是他的写实的功力，但其实画里的象征意义已经是非常完整的呈现了出来。那时他是革命美术圈里的重要人物。后来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少同学的桌前的墙上挂了一幅吹长笛的金发女性的相，那种优雅的气质和风度让当时急剧变化中的中国人倾倒。后来就是种种关于成功的神话了，关于见过列宁的哈默博士的支持，关于拍卖的成功，关于周庄和优雅的仕女的展现。这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征服世界的梦想的神话。当时让我惊奇的是陈逸飞的惊人的适应能力，从《占领总统府》的革命的豪情到《浔阳遗韵》的迷人的风雅，他奇异地代表了完全不同的视点和完全不同的时代，这里相同的是写实的能力，不同的是写实中的内容和含义。

第一次和陈逸飞接触是他的《海上旧梦》拍摄完成之后的1993年的秋天，他邀请一些电影批评界的同仁看看，我记得有倪震老师、王斌和杨远婴等，人不多，看片之后就是聊天。那是一个奇异的电影，其实也是最能表现陈逸飞的气质和精神的电影，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看片的惊艳感受。画家本人追随 一个梦一般的女人进入了旧上海，穿行在种种MTV式的片断之中，没有情节线索，没有固定的流程，只是一个画家对于上海的无限的迷恋和无限的缅怀的结果。那时上海还没有今天的繁华，但回向它的历史的想象已经开始，陈逸飞其实是最早抓住了过去的上海，也意外地给予未来的上海一个记忆的维度，那时候还没有王安忆的 《长恨歌》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但陈逸飞最好地传递了那种上海的气质，也为今天的繁华做了一个预言。当时我说的一些话好像让他触动，我说这里缺了有关黑社会的想象，那一面似乎也不可少，他立即说还会再添加这方面的内容，而且马上让助手开始安排，我就发现他的执着的完美主义的。后来大家在香格里拉吃饭，座中有毛阿敏，无疑是最红的歌星，引来了服务员的不断的窃窃私语和经理的关照。陈逸飞给我的印象是一种难得的优雅，这不是我们习惯的艺术家的狂放，而是一种精心修饰的随意。他有很强的社交能力，能够同时和几个人谈话而不让人感到冷落；但又没有庸俗感，还是能够看出艺术家的敏锐，也显得非常灵活和机敏。他未必有惊世骇俗的高蹈的言论或哲人式的深沉，却也并不乏味和平庸。他是得体的，不会让人尴尬，绅士气和艺术家气结合得相当自然。那时他就是一个时尚人物，却还不是后来的公众人物，他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我们又有多次交往，大概是他筹拍《人约黄昏》前后，每次都是在酒店里，都是下午，都是晚饭，都是一些各色不相干的人物，有极为不同的话题，但陈逸飞能够从容地穿行在这些错杂的事情里，能够从似乎没有什么交集的事情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喜欢热闹，喜欢许多人的聚会和谈话，艺术仅仅是其中一个小部分，他非常乐于享受人生，乐于表现一点奢华的感觉。

后来有好几年，我在东京，大家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2年夏天在海南的博鳌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名为"第三种生活"的会议时才再度相遇，这时陈逸飞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时尚界的象征性的公众人物，他有点疲态，但仍然保持着那种穿行在许多话题之间的能力。我们仍然谈了许多有关电影的事情，他谈了"大视觉"的构想，谈到了中国生活的单调和他希望的生活，也说了可能他经常说所以遭到批评的中国找不到一双合适的袜子的话。他希望我到他的公司看看，他说到希望将一种品味和对于视觉的美的敏感带给中国，而这似乎太缺少了。海南别后，又有一两次见面，都是人多的场合，仅仅是寒暄而已。后来就是他的故去了。

他的作品和人生都是梦想和日常生活的完美的结合。他的梦是一个新的"中国梦"的表征，他的画，他的电影都在指向一个中国梦，一个没有当年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这种追梦的幻想的精神，缅怀的精神一直是陈逸飞的神秘的魅力所在。但他又是现实的，他总是将梦转化为现实，他的成功是一个梦的实现，他的"大视觉"是对于中国日常生活的改造。他活的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执着于自己的梦，却又希望将梦现实化。这个陈逸飞代表的新的"中国梦"是一个成功的梦，一个凭自己的勇气、智慧、创造精神争取美好生活的梦，一个充满希望的梦想。这是一个强者的梦想，一个每个个人冲向未来的梦想。每个中国人开始追求自己的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中国也就获得了自己的新的生命。二十年来，正是这样的梦想支撑我们创造今天的繁荣。这个每个个人发挥自己的全部能量，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的梦想，正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梦"一样，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性。"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在证明，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自己的机会，他们的能量是世界改变的最大的发动机。二十年来我们可能还存在种种的问题，但这"中国梦"的创造却是我们的最好的财富。新的"中国梦"的份量在于中国人开始相信通过每个人自己的力争上游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获得成功。这种"中国梦"是相信在这个国家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期望的梦想。它相信行动的力量，相信个人能够迸发出无限的能量，相信这个社会还有无限的发展的可能。这个中国梦是在前人的集体的奋斗的基础上的日常生活的剧烈变化的可能，是在具体的个人面对挑战的时刻去迎接挑战的力量。这是一种克服的勇气，是一种面对日常生活的自信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展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的中国就好像1900年的美国，好像那个德莱塞出版《嘉莉妹妹》时代的美国，一样的充满梦想，一样的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崛起的道路。

今天想来，他对于中国和上海的贡献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大，他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一直缺少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处在尖锐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之中，没有发展一种日常生活的优雅品味和唯美精神的机会，我们对于世界的失败的悲情和被压抑的痛苦弥漫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体验到的是悲壮和崇高，而没有优雅和品味。我们只有在反抗世界的不公正的同时寻求一种坚硬和粗砺的文化，一种将日常生活的趣味压低到最低的匮乏的体验变成了我们必然的选择，将对于优雅品味的追求留到了遥远的未来。在当时的上海出现的在租界中的西方式优雅的品味由于没有民族的尊严的追求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否定；而来自中国传统的古典式的优雅的"闲适"趣味却也由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失败而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于是优雅的品味的被压抑乃是大时代的必然，拒绝优雅也是我们建构自己的精神主体性的必须，于是我们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看到的关于陈喜的一双袜子的讨论才如此的具有意义。但伴随着二十世纪最后岁月到这个新世纪，中国的开放和变革的进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历史的方向。中国开始融入了世界秩序，成为了全球生产和消费的关键的环节。这带来了中国人的消费的渴望的爆发，却也带来的一个新的"和平崛起"的中国。在这个历史时刻，陈逸飞的作为时尚文化和优雅品味的象征的崛起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的，也是新的"中国梦'的表征。同时陈逸飞的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时代的能力，他的执着和完美主义的气质，那种对于自己的成功的不断的努力其实也是新的"中国梦"的关键的片断。

他的优雅的品味和对于日常生活的敏感变成了我们时代的必要的潮流，一个'中等收入者'的崛起的时代，一个需要将日常生活活化的时代的到来正好给了陈逸飞一个历史机会，让他在上海和中国的舞台上演出了一个艺术家、商人、品味创作者的活剧。他将一种优雅的品味，一种和消费社会相关联的消费的格调带来，让他们变成一种中国生活的重要的因素。有人曾经倡导"上海精神"，一度被讥为为"脱空"的上海精神。其实上海精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就是陈逸飞代表精神：首先是一种对于优雅品味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其次是对于自己的成功的执着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这恰恰是今天的中国所需要的。

陈逸飞逝去，但这种"中国梦'和"上海精神"正在成为我们的时代的象征。于是陈逸飞就还活在我们中间。这是陈逸飞最后一次克服和战胜命运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