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旦面临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转变，总难免回到孔子去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在现代中国，一面是民族的危机导致的全面反传统的精神总是以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否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出现的前提，另一面，却又不断将孔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来看待，试图从孔子汲取精神的力量。这种矛盾性的现象凸现了孔子乃是中国人精神最深处的东西，有关他的截然两极的判断正是中国的“现代性”历史的矛盾性的表征。这一矛盾性的关键在于一个难以超越的悖论：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乃是以对于传统的否定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否定，“现代性”就难以存在；但如果彻底地否定中国的传统，这个民族生存的理由将不复存在。于是我们在孔子面前的极度的矛盾的态度正是现代中国本身的矛盾性。于是孔子都无法摆脱“圣人”的命运。他或者是一个负面的“圣人”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停滞直到沉沦；或者是正面的“圣人”，是中国文明的生存发展的关键。但今天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剧变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现代性的框架。
    中国的“摆脱贫困”的进程让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弱者”形象。这一中国历史的转折让我们有了超越对于孔子的两极看法的可能。而钱宁的《圣人》正是试图将圣人凡人化，将圣人放在自己的语境中加以再度表现的作品。他在中国“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刻再度将孔子摆上了台面，让孔子重新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我们当下人生的一部分。《圣人》将孔子那个中国历史上变动最迅速，社会形态和价值观最多元的时代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表现。它凸显了孔子作为一个中国精神的象征性人物所具有的巨大的价值和他在自己的时代不断试图为时代的紧迫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雄心。孔子对于自己的时代的状况的理解在钱宁的笔下是矛盾的。一方面，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现实充满了忧患和不安，另一方面，他又始终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乐观主义者，始终对于时代抱有信心和期望。孔子一面试图从过去寻找今天的行动的指南，另一方面却又是不间断地创造新的可能。孔子在钱宁笔下是一个寻找时代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思想者，他只是在借助过去的幽灵的力量试图给予自己的时代一个新的思想。
 作品采取一个双重的叙事结构。单数章节是孔子周游列国，进行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努力的故事，双数章节则讲述孔子从出生开始的历史。这个结构巧妙地处理了孔子思想的成熟期和他的成长史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一面看孔子的坚韧不拔的努力的同时看到他的成长，让我们得到孔子的最为精华的人生段落的同时了解他的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人的平凡的一面，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看到一个凡夫俗子如何变成不平凡的圣人的。孔子的精神其实正是为了理想而不断进取的精神，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小人物试图让时代和未来理解他的深邃的思想的精神。这里执著和坚韧是孔子精神的核心，一种来自内心的坚定，对于理想的顽强让孔子能够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不放弃。但孔子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他明白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考和新的行动，理想必须得到现实的回应。他的执著使他不放弃，而他的灵活使他能够找到思想的空间。虽然他的政治追求不断受到挫败，但却能够不断传播自己的思想，能够让他的观念被人们了解和接受。孔子不是一个隐士或雅人，而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一个不断使得思想和生活联系起来的人物。在钱宁这里，孔子遇到的问题和我们相似，世界都处在一个价值和生活剧变，日常生活不确定和价值转型造成的问题和危机格外严重的时刻。所谓“礼崩乐坏”正是规范解体，权威解体，而强权和金钱的力量开始超越一切的时代。孔子所遇到的一切似乎今天也遇到了，孔子的那种寻找答案的执著正是当今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孔子当年的责任感和思考的精神似乎值得今天的知识界反思。
   钱宁的孔子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孔子，他的那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不可能适用于今天，但他的执著和力量却仍然给我们力量。一个凡人的争取和思考最终给了一个民族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的启示我们不能忽略。所以钱宁回到孔子其实就是超越孔子，他不是回到已经逝去的孔子的问题中，而是超越了这些问题，进入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他用孔子向我们的时代发问。这问题我们应该听到。
    


    《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24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