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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幻：想像不可承受之轻
张颐武
最近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大量神怪、玄幻、灵异小说开始出现。这些小说存在着一种“架空性”值得我们高度关切。所谓“架空性”乃是创造一个和当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架空性”。它们都并不来自现存的历史，也不是对于历史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玄幻文 学”，以类似电子游戏的方式展开自身，它也完全抽空了社会历史的表现，而是在一种超越性的时空中展开自己的几乎随心所欲的想像力。
玄幻的物质性基础
这种“架空”就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像，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它们并不反映我们的现实，反而是创造一个现实。这种对于现实的超验的创造其实是一个类似“星球大战”的世界，这里有一切，却并不是我们生存的空间。于是这是一种“架空”的文化，一种与现实相平行的世界开始展示自己。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个传统中，幻想文学一直是一个并不受到重视的边缘。在这里有两个潮流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讽喻或教育类型的幻想文学，作家以幻想作为社会批判和“国民性”反思的途径。如老舍的《猫城记》和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49年之后，更将幻想文学作为教育青少年的工具，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就是代表作。二是科学幻想类型的幻想文学，也就是对于科学的发展进行预测的小说。1949年后随着苏联科幻文学的引进而有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初期的“科学的春天”时期有过一段兴盛期。这两类文学都是启蒙时代思潮的表征，“国民性”的反思是为了唤醒民众觉悟，而科学幻想则是为了开启民众的智慧。但它们其实都是在文学主流的边缘之处，无法和对于社会现实的紧迫的反映相比拟。幻想文学一直被视为一种较为次要的文类，也是作为一个现实的“寓言”来处理的。这当然和现代中国紧迫的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弱者”的境遇相关。中国“现代性”已经有一个关于国家富强和个人解放的异常具体而坚实的中国梦，也就不需要另外的幻想文学。伴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市场化的新时代的到来，一个较为富有，较为优裕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进程所创造的“新新中国”使得中国的青少年开始成为消费的重要的力量。他们开始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物质性的满足。当日常生活的基本满足不再成为问题，幻想文学也就有了自己更加坚实的物质性的基础。而一个电子游戏所创造的逼真的“超现实”的幻想世界的建立也为幻想文学提供了新的想像力的空间。
年轻一代主宰的文化
这来自于年轻一代的独特选择。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化已经进入了年轻一代主宰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一代人出现了，它和全球化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其实是异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百年来历史上唯一没有经历过匮乏和动荡的一代人现在已经开始长大了，他们已经显示了一个物质开始丰裕起来的社会里的新的青少年的趣味。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主力。由于成长在中国可以说最丰裕的时代，没有过去的悲情和重负，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就没有那么多沉重，又有中国近二十年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财富的物质基础。这些青少年成了中国现代以来最敢于消费的一代。他们的趣味和爱好现在主导了文化消费的走向。他们买书，韩寒和郭敬明就变成图书市场的主导力量；他们玩游戏，陈天桥就成了IT首富；他们崇拜偶像，周杰伦、F4就成了超级明星。这种力量的展现使得他们可以在文化的趣味上充分地炫耀自己的高度的丰富性和高度的游戏性。他们一面有其生涩的成长的烦恼，一面却也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支配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力量。于是，这种和电子游戏相关联的玄幻文学就有了异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轻飘飘消解意义的“想像”
可以发现的是，这些架空性的作品是一种青少年自由联想的感性的自由书写，是无拘无束的幻想性的直接的表征。这些作品一方面在来自书本或故事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想象的元素，将原有的逻辑性和历史性打碎，变成一个新的世界的奇幻空间的自由展现。另一方面，则通过电子游戏所具有的奇特的灵感，跨越人与神，时间和空间、东方与西方的界限，通过幻想创造一个直接诉诸感性和想象的直接性的自由的空间。因此，这些作品是极度想像力的产物，它们超出了现实世界的局限，和现实几乎没有必然的历史联系。它们仅仅来自孩子的奇思妙想。于是对于这样的幻想文学来说，架空性的写作才显示了自己的长处。它不需要对于社会的常规和理性化的秩序做深入的表述，而仅仅依靠自由而奔放的想像力就可以存在了。
这些创造已经完全脱离了现代中国的历史的限定性，而变成了一种和普遍性的“人类”的想像相关联的想像。这里已经没有中国“现代性”的幻想文学的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意识，也没有作为“民族寓言”的沉痛的宣告，而是非常轻灵自如的片刻想像的产物。种种奇幻的事物虽然构成故事的背景，却并不引发对于中国的反思和追问的表述，而是孩子的幻想的直接性的产物。于是我们发现中国幻想文学的原有的高度的滞重性已经消失。幻想就是幻想，这个天地已经跨出了具体而微的“中国”的一般性的限定。孩子已经开始具有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视野。想像的世界已经不仅仅依赖一个民族的特殊经验，而是依赖非常广阔的自由的想像的存在。
如何面对这种全新的想像文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最近我们的文学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大量神怪、玄幻、灵异小说开始出现。这些小说存在着一种“架空性”值得我们高度关切。所谓“架空性”乃是创造一个和当下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架空性”。它们都并不来自现存的历史，也不是对于历史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玄幻文 学”，以类似电子游戏的方式展开自身，它也完全抽空了社会历史的表现，而是在一种超越性的时空中展开自己的几乎随心所欲的想像力。
玄幻的物质性基础
这种“架空”就是一种凭空而来的想像，一种“脱历史”和“脱社会”的对于世界的再度编织和结构。它们并不反映我们的现实，反而是创造一个现实。这种对于现实的超验的创造其实是一个类似“星球大战”的世界，这里有一切，却并不是我们生存的空间。于是这是一种“架空”的文化，一种与现实相平行的世界开始展示自己。在中国“新文学”的整个传统中，幻想文学一直是一个并不受到重视的边缘。在这里有两个潮流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讽喻或教育类型的幻想文学，作家以幻想作为社会批判和“国民性”反思的途径。如老舍的《猫城记》和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49年之后，更将幻想文学作为教育青少年的工具，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就是代表作。二是科学幻想类型的幻想文学，也就是对于科学的发展进行预测的小说。1949年后随着苏联科幻文学的引进而有较大的发展，在“新时期”初期的“科学的春天”时期有过一段兴盛期。这两类文学都是启蒙时代思潮的表征，“国民性”的反思是为了唤醒民众觉悟，而科学幻想则是为了开启民众的智慧。但它们其实都是在文学主流的边缘之处，无法和对于社会现实的紧迫的反映相比拟。幻想文学一直被视为一种较为次要的文类，也是作为一个现实的“寓言”来处理的。这当然和现代中国紧迫的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弱者”的境遇相关。中国“现代性”已经有一个关于国家富强和个人解放的异常具体而坚实的中国梦，也就不需要另外的幻想文学。伴随着全球化和中国的市场化的新时代的到来，一个较为富有，较为优裕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进程所创造的“新新中国”使得中国的青少年开始成为消费的重要的力量。他们开始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物质性的满足。当日常生活的基本满足不再成为问题，幻想文学也就有了自己更加坚实的物质性的基础。而一个电子游戏所创造的逼真的“超现实”的幻想世界的建立也为幻想文学提供了新的想像力的空间。
年轻一代主宰的文化
这来自于年轻一代的独特选择。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化已经进入了年轻一代主宰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一代人出现了，它和全球化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其实是异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百年来历史上唯一没有经历过匮乏和动荡的一代人现在已经开始长大了，他们已经显示了一个物质开始丰裕起来的社会里的新的青少年的趣味。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文化消费的主力。由于成长在中国可以说最丰裕的时代，没有过去的悲情和重负，他们的感情和情绪就没有那么多沉重，又有中国近二十年高速经济成长带来的财富的物质基础。这些青少年成了中国现代以来最敢于消费的一代。他们的趣味和爱好现在主导了文化消费的走向。他们买书，韩寒和郭敬明就变成图书市场的主导力量；他们玩游戏，陈天桥就成了IT首富；他们崇拜偶像，周杰伦、F4就成了超级明星。这种力量的展现使得他们可以在文化的趣味上充分地炫耀自己的高度的丰富性和高度的游戏性。他们一面有其生涩的成长的烦恼，一面却也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支配创意性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力量。于是，这种和电子游戏相关联的玄幻文学就有了异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轻飘飘消解意义的“想像”
可以发现的是，这些架空性的作品是一种青少年自由联想的感性的自由书写，是无拘无束的幻想性的直接的表征。这些作品一方面在来自书本或故事的知识资源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想象的元素，将原有的逻辑性和历史性打碎，变成一个新的世界的奇幻空间的自由展现。另一方面，则通过电子游戏所具有的奇特的灵感，跨越人与神，时间和空间、东方与西方的界限，通过幻想创造一个直接诉诸感性和想象的直接性的自由的空间。因此，这些作品是极度想像力的产物，它们超出了现实世界的局限，和现实几乎没有必然的历史联系。它们仅仅来自孩子的奇思妙想。于是对于这样的幻想文学来说，架空性的写作才显示了自己的长处。它不需要对于社会的常规和理性化的秩序做深入的表述，而仅仅依靠自由而奔放的想像力就可以存在了。
这些创造已经完全脱离了现代中国的历史的限定性，而变成了一种和普遍性的“人类”的想像相关联的想像。这里已经没有中国“现代性”的幻想文学的那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意识，也没有作为“民族寓言”的沉痛的宣告，而是非常轻灵自如的片刻想像的产物。种种奇幻的事物虽然构成故事的背景，却并不引发对于中国的反思和追问的表述，而是孩子的幻想的直接性的产物。于是我们发现中国幻想文学的原有的高度的滞重性已经消失。幻想就是幻想，这个天地已经跨出了具体而微的“中国”的一般性的限定。孩子已经开始具有一种新的全球性的视野。想像的世界已经不仅仅依赖一个民族的特殊经验，而是依赖非常广阔的自由的想像的存在。
如何面对这种全新的想像文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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