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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草根化”

张颐武

   

        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草根”是谁》,略略申说今天所谓“草根”,不是当年我们理解的群众,而是一个依赖互联网构成的新的、模糊却影响巨大的群体。我对此还有一些看法值得再展开讨论一下。我当时对于“草根‘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后小资”,他们有相当的文化水平,通过互联网和“看碟”已经见多识广却又并不是“高雅”的文艺青年,同时又有在现实中成长不足的苦闷和压抑感,也有朦胧的期望和随时变化的情绪和感觉,有和当年的“小资”相似的情绪和趣味,却远远比当年的小资人数众多和结构复杂。他们是社会中似乎让人感到尚且无足轻重的“小字辈”和“小人物”,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需要让社会知道。这些想法在社会上和职场中往往会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甚至相当幼稚和受到轻视。他们也还仅仅是社会中坚的后备军,体验到市场社会的强大的压力,是所谓“中等收入者”的下层。他们的观念往往有莫名的激进,他们的情绪往往由于在现实中没有出口而变得相当不稳定。对于市场经济有矛盾的态度,一面期望力争上游,一面也期望更多的福利和有更多的平均主义的要求。”

   

       “我们在几乎每个地方都会见到大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阶层,却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对于现实的反应。现在随着互联网文化的普及,这些存在于中国各个地方的这样的人群通网络形成舆论和共识,小乡镇里的青少年今天其实和大城市里的青少年分享的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许多意见其实相当程度上主导了互联网的走向和我们文化的走向。互联网上的激烈的言论,奇妙的幻想,以及有些并不高级的趣味正是这些“后小资”的趣味和价值的复杂的展现。郭徳纲这样的人物、《疯狂的石头》这样的电影的走红其实说明这些作品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证明了“草根”的影响力。”

    

        这些说法所描述的“草根”其实既不是我们想象的广大无边的“群众”,也不是一个具体而微的阶层。但这些人在现实中的沉默和在互联网上的强势构成的反差值得我们高度的关切。他们在现实中的感到压抑和在虚拟世界中的宣泄的反差也确实是社会的一个尖锐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网上的“跟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让过去的沉默变成了相当夸张的社会“共识”和舆论。这样的情况当然正在和已经改变着我们的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生态。现在我以为一种舆论的“草根化”已经形成了声势。

   

       这种舆论生态的改变有两个方面最为明显:

     

       一是舆论的道德化的倾向已经越来越清晰。由于这样的“后小资’的“草根”并不是对于社会有深入的体验和广阔的观察的人,也并非各个专业的专家,对于事物的了解当然仅仅是一般性的,也是受到自己的视野的限制而仅仅靠一些简单的“常识”判断事物的。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表达有合法性和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他们的内心的压抑感也必须以一种“绝对正义”的形态出现,而青年人的可贵的社会热情当然也需要展现,于是就只有升高自己的言论的道德的尺度,使得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似乎进入了一个以“道德”立言的唯一的言论角度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异常激烈的道德谴责和抨击,对于社会现象和人物的“负面”的思考和指责是互联网上言论的主潮。每一个三言两语的跟贴都是一次激烈的道德讨伐,每一句锐利的言论都是一次夸张的善恶斗争。这样的激烈从互联网开始,渐渐也影响纸面媒体。因为纸媒发现取悦“草根”的重要,所以言论也越来越道德化。我们好像陷入了一种道德焦虑之中 ,对于社会的道德问题的高度的警觉和敏感超过了我们对于具体的问题的复杂性的认知的愿望和应对的能力、这种道德化的倾向对于揭露明显的社会丑恶,批判社会的不良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的限度和问题其实也暴露得相当明显。它使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善恶是非的道德对立。而当代社会其实有大量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不能仅仅从道德问题出发。一方面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不可能化约为道德问题,另一方面,许多问题面临着两种或多种同样重要的价值的矛盾,必须在其间寻求平衡。有些时候甚至不得不“两害取其轻”。但现在由这样的“草根”主导的舆论氛围使得对于公共政策和价值的许多复杂的讨论变成了一个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如网上对于钟南山、李银河和“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看起来已经言论相当开放,但其实讨论的空间还是很小。特别是将许多专业性的和技术性的问题的讨论变成了一种激情的道德陈述的时候,我们就往往难以有真正客观和真切的信息和具体而实在的交流和讨论。往往是偏见变成了绝对的真理。这 局限了我们大家的视野。

  

        二是舆论的娱乐化也异常明显。这种娱乐化就是将各种事物化为道德上的“小丑”加以肆意嘲谑和挖苦,让这些事物变得异常背离常识和夸张。这其实也和“草根”的发言权较少,也需要消遣有关。我们不仅仅有了各种象“超女”式的娱乐,但它们似乎还不够,还要把舆论整体娱乐化,这种娱乐并不是一看就趣味低级,而是格外的高调的道德化。但文字的夸张和放纵,言词的锐利和尖刻都有很高的娱乐性。这种“娱乐化”也是文化“草根化”结果。它一面活跃了舆论的空气,另一方面也将舆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消遣。激烈和悲愤都成了可供消费的“表情”。

     

      这种“草根化”的新的舆论形态是我们生活的新的因素,我们不得不正面思考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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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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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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