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标准像的困惑

张颐武

    最近有关“孔子标准像”的争议一直不断，形成了媒体的热点。这一“孔子标准像”的争议涉及有关孔子的标准像是否真正“标准”，这是否是一种商业性的运作，“标准像’能否真正对于孔子的弘扬起到作用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凸现了如何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面向对今天的文化“走出去”的诸多难点和困惑，值得深入思考。这些问题的出现其实关系到新的时代我们如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认知这样的重要的课题。

   回想二十世纪中国，对于传统的批判一直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是当时的重要的口号。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现代性”为了发展自身，当然必须和传统决裂。批判传统，当然就以否定和批判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统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向世界学习，正视中国传统的局限和困境正视当时的文化的必然的选择。在当时中华民族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和现实挑战的时刻，这种今天看来的激进的反传统的思维其实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这种“反传统”当然并不否认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和光荣，也并不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彻底否定，而是不断发现一些被正统压抑的边缘的和民间的传统。这样，对于孔子和儒家的否定性的见解当时一直是一种主流的意见。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反传统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文化思潮。反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传统。

    今天我们对于传统的重新发现其实正是新的历史背景下的新的现实的需求。它的背景正是在二十多年来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内部的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的高速的发展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急速的提高。中国的和平发展几乎必然地需要一种对于自身的价值的再反思和再认识。人们在新的背景下有了对于中华文化向世界介绍和弘扬的新的需求，也有了希望跨出“现代性”的历史局限，自己重新发现古典传统的要求。人们甚至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焦虑，也就是发现经过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剧烈的变化，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的认识并不深入。而世界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了解也相当片面和有局限。虽然我们经常说有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甚至外国人了解得比我们还深，但其实这仅仅是高度局限在一种特殊的学科和知识领域中的。世界上的一般的公众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其实是异常有限，甚至在许多方面有强烈的偏见和误解的。所以，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主流的发掘就变成了现实的需要和重要的文化潮流，“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的价值当然也被前所未有地发现和开掘了。象所谓“标准像”的出现其实不过是这一潮流中的一个新的现象而已。从主办者的主观愿望来说，当然是希望让孔子的形象家喻户晓，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的张扬。

   但既然是“标准像”，似乎就有“定于一”的企图，有将孔子的形象从此固定化的愿望。这次的推出“标准像”受到的质疑主要在这一方面。同时，这一“标准”其实并没有切实的历史或考古上的依据，就难免被公众所议论。主事者弘扬孔子的善意就未必得到社会好的回应。而这样的“标准”虽然也引起了大家对于孔子的关注，但其效果却也未必全是正面的。有时这种简单化的“弘扬”会适得其反，反而使得孔子的形象受到局限。这次许多媒体对于这一“标准像”商业目的的质疑，就未必会促进公众对于孔子形象的积极的了解。没有对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充分的理解和认识，没有一种社会的广泛的文化共识，这样的运作就难免未必完美和未必能达到目的。

   由此看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似乎也不宜以一种一哄而起的方式，以一种“炒作”的方式来进行。我们必须对于世界和国内的对于传统文化的需要进行审慎的分析和理解，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进行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这里似乎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弘扬传统的时候，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对于传统的批判性反思的遗产也不能或不必简单地否定。而是需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将二十世纪的“反传统”也理解为一种文化资源和传统。它也是中华民族在严峻的挑战面前的回应，也是我们需要的遗产。我们需要孔子也需要曾经“反孔”的鲁迅或陈独秀，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新的文化自觉需要的重要资源。所以，今天无论是文化“走出去”，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弘扬，都需要冷静平和的心态和扎实稳健的作为。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和过度的、缺少反思的片面性都会有负面的效果。我们需要的可能是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这将使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

   文化自觉需要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