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诗意
张颐武
最近一段,对于八十年代的回忆和缅怀突然成了当下的文化主题。许多过来人以此现身说法,感慨当年的辉煌,对比今天的物质主义,生出了许多不胜今昔之感。而“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由于和那个时代已经隔得很远,那时的事情似乎已经是三代以上的奇闻,听起来也格外的吸引人。于是八十年代变成了一个神话般的景观在吸引和诱惑大家。过来人自然心潮起伏,后来者也会觉得别有洞天,事情就算是变成了一股潮流和走向,让人忽视不得。
这种对于八十年代的“怀旧潮”,都是强调八十年代的精神的境界,知识分子在精神生活中沉醉,没有物质主义的吸引,显得非常纯洁。大家的今昔之感就是来自这个方向的。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今天看起来简直是一些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乐观天真,相信未来,关注象诗歌这样的今天看来格外小众化的东西。八十年代的形象就是这样搭建起来的。八十年代被视为一个浪漫的时代,一个诗意和激情的时代,一个天真而美丽的时代。今天的怀旧的潮流将八十年代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缺少的一切的象征。我们用八十年代来填充我们在一个新的物质丰裕的时代的匮乏和缺失。八十年代当然就被理想化和浪漫化了。这当然也是必然的情况。八十年代毕竟是我们今天的一切的起点。在这个起点,未来显得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时的一切似乎正是指向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的,我们只要向前冲就行了。但今天这个未来真的来到的时候,我们却并不感到满足和欣慰,反而觉得和我们的理想相差悬殊。其实这里的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时我们梦想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今天似乎已经实现,但实现了的一切似乎和我们的梦想并不合拍。
我还记得去年我参加了一个讨论崔健的会,在会上我说崔健其实是李宇春等超女的前辈。没有他的努力,也就不可能有超女。这个说法还引起了一个年轻人的愤怒,觉得我贬低了崔健。他们认为崔健是了不起的精英,而超女则是通俗的大众文化,我将二者同日而语就很不妥。其实这个说法在我看来相当平常,毫无新奇之处。八十年代就是这样的氛围,当时的大众和精英确实没有象年轻人想象的壁垒。崔健当年开始的时候正是和那些当时的那些流行歌星一起走上舞台的,他其实在当时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共同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当时前所未有的。正是由于这个空间的存在,超女才会有今天的机会。崔健在当时也被视为一种明明白白的通俗文化。许多前辈对于他的不接受的主要的理由是他迎合当时年轻人的低俗的趣味。今天看起来这确实是不可思议,但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可以不喜欢超女,但却会发现我们摆脱不了历史的缠绕。其实,八十年代还远远不是可以超越地观察的遥远的过去,而是我们的今天的“起点”。在那个时刻,我们用一种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天真的意识追求一种个人的解放。我们当时信服李泽厚有关“主体”的论述,热衷于北岛、舒婷的诗歌,喜欢金庸、琼瑶的小说,听邓丽君和苏小明的歌曲等等,就是由于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个人的解放的标志,它们意外地有了一种“共同性”。我们好像把种种千差万别的事物变成了我们自己生活的姿态而并没有觉得别扭和尴尬,因为,我们急切地希望有新的生活和新的思考。
其实八十年代并不象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八十年代正是一个相当世俗的时代,只是追求这种世俗都具有了一种具有高度的精神性。象牛仔裤、风衣这些今天看来是物质的象征的东西,当年都有一种个人的反叛和解放的含义。而今天视为对于家庭的破坏的“第三者”当年也曾经是一种追求自由的感情的象征,受到了新锐作家作品的热烈的肯定。其实八十年代大家的精神已经到了一种自由的境界,但物质却仍然相当匮乏,虽然生活开始有了改善,但物质的追求仍然是异常有限的。所以,当时的物质的追求都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展开。今天我们觉得平平常常的事物,当年看来就是“新”“奇”“怪”的。所以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精神的时代,这是由于我们对于物质的渴望都被彻底的精神化了。穿一条花裙子或者牛仔裤就是一次有力的精神上的挑战。我还记得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在一部小说里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吃蛋糕,居然引起了家庭的矛盾,一位表现粗俗的家人被背后议论“她吃得懂吗?”这样的时刻是难忘的。我们今天看来唾手可得,平淡无奇的事物在那个时代都是珍贵的。由于我们太匮乏,我们才赋予了物质一种超越的精神性,由于太压抑,我们才觉得每一个小小的个人的感情的流露都是浪漫的。
所以,我们在八十年代获得的是一种用头站在地上的时刻,这里的“主体”其实没有一个物质的基础。但今天我们获得了这个物质基础之后,却又觉得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反而是一种新的压抑和匮乏的来源。这种感慨当然难免,但我觉得仅仅依赖回忆也解决不了问题。今天我需要从回忆里发现那种面向未来的梦想。回忆八十年代其实我们不是要那些具体的事物,它们已经被时代超越得很远了。但那时的梦想的精神确实还值得我们在今天继续它。因为那时是今天的中国梦的起点。我们回溯这个起点其实不可能是照搬那种天真和浪漫,但却在召唤一种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需要八十年代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