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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墨攻》看“大片”

 

张颐武

   

       最近,《墨攻》的上映又一次引发了相当的轰动。北京到处都可以看到大幅的橱窗广告,刘德华和范冰冰身着盔甲,面色严峻地看着我们。前两天,和电影《墨攻》的主创人员监制黄建新、导演张之亮一起讨论《墨攻》的成功。我们在讨论中有一些共识,我觉得相当有价值。:

   

     从《墨攻》来看,有两个个方面值得思考:

   

      它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方面的开掘。它是中国的墨家思想的直接的演义,"非攻""兼爱"为中心的价值当然是中国精神的一个方面的展开。主人公革离作为墨家文化的身体力行者的形象,以生动的个案让公众对先秦诸子中的重要部分《墨子》有了一定的了解。而这里的有关和平的主题,其实也是对于今天的世界的一个隐喻式的表述,无疑应和了当下的世界局势所提出的问题。这无疑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当代魅力,显示了传统文化的通俗化的生命力。

  

       其次,它又是国际性的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和多样的合作的结果。这样大规模的电影当然无法仅有一个投资商支撑,还需要亚洲和世界的相当大的资源投入才可能完成。同时,来自日本漫画的想象力也对于生动地表现墨家精神的普世性有相当的作用,而韩国明星崔始源的加入则有了一个新的商业因素。而刘德华这样的超级明星的作用也当然不可忽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不可或缺的商业性的元素。商业化的因素当然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的元素,如相当神奇的攻守技术,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等等。没有这样的商业化的因素,电影本身就难以适应观众的趣味,也就难以进行传播。电影的监制黄建新说起本片的导演张之亮早就有心拍摄这部电影,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努力寻找机会将这个题材搬上银幕。但它的场面很大,当时中国电影的“大片‘还没有成形,所以没有人敢于冒这样的险给他投资,几经努力都没有办成,而张之亮甚至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做前期的工作,但由于环境的限制还是难以找到投资。而“大片”的出现给了这部电影一个机会,投资人也有了更大的信心来制作这样类型的电影。没有大片的商业运作的机制,这样的电影根本不可能在今天的市场中获得存在的空间。

  

   中国"大片"经过了这些年的不断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市场和运作模式。从《英雄》开始的"大片"的运作到今天已经完全稳定化了。以武打、玄幻和爱情为基本元素的中国"大片"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完善的模式。每年两部以上的"大片"的出品,都可以形成观影的热潮。而象张之亮原本是香港的艺术片导演,并不是那种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导演,但这部《墨攻》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说明"大片"的运作已经常规化了。这当然也说明无论如何中国"大片"的运作业已稳定了。“大片”的成本回收,放映方式和制作标准都已经比较明确和清晰了。这说明大片已经开始在本土和海外的两个市场上有了自己固定的观众,这些观众的数量远远多于艺术电影的观众。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在市场上面临的困境得到了超越,中国电影的通过大片显示了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对于过往的商业电影的模式的综合和超越的结果。

      

        大片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虽然对于中国大片还有种种议论,大片的水平和格调也参差不齐,但无论如何,它们对于中国文化推展和传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大片的出现和发展总体的意义是相当积极的。这说明大众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弘扬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一方面是中国文化在内部的普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让世界认识中国其实是相当重要和多样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直接的对于古籍和古代文化的介绍,更需要以今天的大众文化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其实,从《英雄》开始,这些大片都有一种“世界观”,试图对于世界和生活提出一种带有某种哲理性的看法,其思想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毕竟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一种虽然通俗,却具有新意的解释。这些解释的出现其实正是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思考和感觉世界的方式正在形成。

  

      从《墨攻》看“大片”,我们可以获得对于我们的文化的走向的一些新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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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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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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