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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与“讲古”

 

张颐武

    2006年即将过去,人们开始盘点这一年的文化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一年的电视媒体仍然是媒体的中心,电视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所谓"新媒体"的网络往往还是通过对电视资源的利用来表现自己的,无论是博客还是论坛都相当依赖大量电视素材,网络虽然发达,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还是一种衍生的媒体。电视具有比“新媒体”更强大的公共性仍然是今天时代的特点,无论是丑闻还是网上的事件,都还是依赖电视创造的明星和公众人物来吸引眼球。于是,电视仍然是大众文化的中心,这还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暂时其地位还不可能动摇。

  

    电视文化从今天看来,有两个部份最活跃:一是选秀,二是讲古。选秀是一种青春的活动,讲古是对传统的缅怀,两者其实是今天媒体时代两种走向的表征,非常值得我们关切。

   

    选秀在2006年当然有蔓延的趋势,对其成败得失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选秀“造成了相当的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其后果当然相当复杂,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观察。电视“选秀”所影响的人群主要是青少年。它当然有其两面性值得我们关切。一面电视选秀可以创造一种公众参与的媒体互动,普通人有机会在电视里展示自己,也有机会通过投票等方式介入选择,影响比赛的结果。屏幕上是普通的年轻人大胆“秀”出自己,在屏幕下普通的年轻人也进行选择。屏幕上屏幕下其实是充分地将交互性的功能发挥到极至。屏幕上的选手通过节目展示自己,期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追寻自己的梦想,而屏幕下的年轻人则通过对于他们的选择寄托自己的梦想。这当然有某种“励志”的效应。这种效应不会仅仅让人局限在演艺的领域中,它对年轻人展示自我,争取成功,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而努力显然有某种激励的效果。它显示的相信自己的力量和争取,既敢于争取成功,也敢于面对失败的的精神状态正是二十多年来的变革带给我们的最为积极的部分。它也体现了年轻人超越了我们二十世纪历史带来的沉重“悲情”,以一种乐观自信的态度走向未来的新的精神形态。另一面,选秀当然也造成了一种过度的娱乐化的走向,也使得一些青少年过度沉迷于这样的节目而造成一种负面的效应,也有可能让青少年文化过度的“肤浅化”。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和避免这种负面因素的发展。

   

    但无论如何,选秀所带来的新的文化形态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走向,虽然有种种弱点和缺陷值得关注,但它同样显示了一种“前冲”的自信,一种开朗而乐观的的文化性格。其实,我们需要理解的是,许多青少年通过这样的选秀的节目的参与或者观看在“学习”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一个需要努力和竞争的社会。

   

    2006年电视的另外一个大热点是“讲古”。易中天等人的成功显然造成了一个通过电视“讲古”的热潮,也显示了一些学院知识分子通过电视走红,获得了更为广阔的传播的新的景观。这无论如何表现了电视作为大众传媒随着社会的变化已经具有了一个以“浅思维”提供文化的空间。《百家讲坛》通过“讲古”获得的成功,其实说明电视和某种“软性”的知识的结合,其实是有相当广阔的空间的。这些“讲古”节目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和分歧,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文化传播还有迎合大众的缺陷。这当然还是应该引起关切的。但毕竟电视找到了一个让“知识”成为流行文化的历史的契机,也找到了一个和我们所说的“高雅”或“高端’的文化切实地而非抽象地结合的可能性。它毕竟说明电视文化和学院与高雅文化并非水火不相容,其实只要找到一个结合点,还是有许多可能性需要我们开掘。而“讲古”的热潮其实也体现了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渴望,希望用浅近的方式让自己有机会接近中国文化传统,这其实也是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获得某种不变的文化上的认同的方式。这种不断的趣味性地“回顾”过往的历史,也是通过历史的有趣的发掘和传授,使得自己获得某种和过去传统的联系,让一些恒常不变的价值在自己的身上延续,从而更好地面对今天的挑战的方式。

  

    “选秀”和“讲古”当然显示了今天的电视文化虽然还有诸多值得反思和警觉的问题,但其发展其实在扩展着传媒的空间,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可能性;也说明电视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会面临许多问题,但也会由于市场的压力而寻找一些新的可能的空间,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和新的可能。我们其实没有必要简单地彻底否定电视文化今天表现的活力。而是需要冷静平和的观察和面对现实的思考。现在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消极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于电视的发展形成更客观的认知。无论如何,电视在带来一些需要克服的消极影响的同时,带来了我们生活空间的拓展,带来了新的梦想和可能。我们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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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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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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