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内外两边
张颐武
“海归”还是“本土”,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讨论了许多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但无论如何,“海归”已经从一个时髦的名词变得普普通通,我们见到的“海归”也已经觉得平淡无奇了。连“海带”这个名词也已经流行了一些年。我们见到的有过留学的经验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过去海外经验的神秘性现在已经越来越淡了。
事情其实就是如此,物以稀为贵,多了就渐渐绚烂归于平淡。中国的开放一晃已经近三十年,一批老的海归回国也已经二十年,现在就是没有留学经验的人海外也已经都转过一些地方,多少有了一点经验。国外的大学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都已经心知肚明,激发不起那么大的新奇感了。这样的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现在变成了大家对于“海归”的普遍的看法。当年的狂热的“留学热”现在也变成了仅仅是年轻人的一种出路而已。当年我们谈到“海内”“海外”的差异都觉得是天壤之别,到了今天再看,其实远没有那么遥远。
八十年代的时候谈起海外才真是时髦,有过出国经验的人就可以到处作报告,讲自己的经历就已经够有传奇性了。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北大读本科,我们酷爱听在欧美访问过的人做的报告。他们讲的那些海外奇谈都让我们钦佩得五体投地,觉得实在格外新奇。如说起美国的大超市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美国的农民一家人种的地比我们一个公社的地还要大等等,确实是想象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同屋同学来自乡下,就和我议论为什么美国人一个公社那么大的地只用一家人种,别的人去干什么呢?。这些讨论其实还是相当认真的,没有一点王朔式的玩笑的意味。
还有一次一位驻东欧的新华社记者来讲东欧的情况,据她说东欧的生活水准也远远超过我们这里,她抱怨我们的眼光总在西欧和美国上,其实东欧也是很不错的。她说捷克等地方的人也都有别墅,到了假日就到乡间度假,生活相当优裕。我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当时我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和都是一些留学生的来往。当时我们其实对他们相当真挚,有同学到留学生楼和他们“陪住”都觉得是光荣的事情。我们也会慷慨地拿我们不多的钱请他们吃饭。而学习什么《林格风英语》《新概念英语》《跟我学》之类其实是看别人的文化,好多新奇事我们就是靠这些英文教科书了解的。
一个社会和外部世界隔绝得久了,突然接触了世界,一定会有颇为天真的反应。我记得那时有一篇有关“新时期”大学生生活的小说,就是写一个大学生由于和外国留学生交往而思想发生变化,最后堕落了。这样的故事似乎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至于“港客”,就是当时到内地来 的香港人也都是大家追捧的对象,如一部八十年代初有名的电影《夕照街》就渲染港客在北京胡同里引起的轰动,对于这种现象给予抨击。
上面讲得这些就是那时候格外时髦的我们“走向世界”的观念的表现。当时湖南的钟叔和先生出版过一大套“走向世界”丛书,其实就是晚清时的人们在海外游历的各种游记的汇编。我当时正是狂热读书的时候,那些书都读了。书里晚清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奇观”的陌生、好奇和不可思议的理解都让人觉得非常新鲜。序是钱钟书先生写的,却对这一观念有点调侃的意味:“‘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只好走向这个世界,因为你绝对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那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我觉得钱先生话里有话,但当时也品不出来。
那时候大家对于“留学”海外这种事几乎都是觉得不得了的。偶然有一个两个海外来教书的就觉得格外不得了了。这种对于“海归”的敬仰其实是来自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陌生感。八十年代后期,零零星星有一些新时期以来出国的海归回来。我们都格外热心地期望他们给我们传经送宝。记得现在回忆八十年代的查建英女士当年曾经写过几篇留学生小说,我曾经写过评论,感慨“第三世界”的留学生的经验的复杂。现在想来这小说和评论似乎都还有刚刚接触外部世界的天真之处。虽然都是真的情感和真的思考,却未免显得过于单纯了一些。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初,我们对于“海归”都喜欢说“谢绝国外高薪聘请”,说明了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这些说法当然是真诚的,也有相当的真实性,但却也仅仅是部分的真实。那时国内和国外的收入差距真的很大,这么说自然是有理由的。其实对于“海归”之类的天真的敬仰还是来自于“海内”“海外”的真正的隔膜,以及我们跨越隔膜的渴望。所以“国际接轨’的首要之处是有几位“海归”。“海归”的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今天的情况为什么大变,就是由于我们已经没有了隔膜。海的两头已经连在了一起。海那边和海这边几乎常来常往,感觉上也近在咫尺。新奇感、陌生感有点消退。于是海归和本土不得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长处,妆点门面的事情也越来越没有什么可作,中国自己的发展其实已经是最大的门面。于是我再看钱钟书先生的那几句话,越觉得话里有话。
他的话里的意思我们还可以再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