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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心态”和“强者心态”:“帝王戏”的新想象
张颐武
   
   从《雍正王朝》开启的“帝王戏”的潮流,经历了象《汉武大帝》的轰动之后,似乎还没有停息的迹象。最近的《大明王朝》和《卧薪尝胆》又掀起了浪潮。这种电视剧的古装“大片”似乎和电影的“大片”相映成趣,都已经逐渐形成了“类型”。电影从《英雄》到《夜宴》、《墨攻》、《黄金甲》,中国电影“大片”的类型的形态已经成熟。而电视剧的“帝王戏”到了今天的《大明王朝》和《卧薪尝胆》等等,虽然轰动效应没有当年《雍正王朝》那么大,但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表现的模式和运作的模式。这类电视剧也已经成了一种“常态”。观众对于它的模式已经相当熟悉。对于中国观看人数最多,对于家庭和日常生活渗透最深的电视剧文化来说,这种“帝王戏”的影响其实是不可忽视的。自从“帝王戏”逐渐形成稳定的类型,对于它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这也和中国电影的“大片”颇为相似。但无论如何这种电视剧的“帝王戏”构成了我们的大众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实也投射了中国大众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
   
  在我看来,这些电视剧的“帝王戏”其实有两个共同的因素值得我们关切:一个是其中表现的一种“大国心态”,另一个是其中显露清晰的的“强者心态”。正是这两个元素其实表现了我们的“世界观”的许多新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这种“大国心态”,表现为一种通过历史正剧式的对帝王的强烈的正面的想象,显现了一种中国历史中的“大国”的意识。这种“意识“已经完全告别了过去我们在二十世纪的现代的焦虑之中对于“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历史共识和否定性的判断,而是在历史中寻找某种更为强烈的认同和更为明确的支撑自身的价值。这个“过去”已经不再是我们曾经看到的积弱和沦落后对于历史光荣的缅怀或者对于历史的失败的激切的批判,而是在平和地面对历史时,努力尝试借助历史来再度想象今天。“大国”在这里已经不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维度的展开。所以,这里的表现并没有对于“帝王”的整体性的否定和批判的立场,而是往往表现他们面对问题和挑战的“对策性”和“技术性”的应对和选择。观众可以沉浸在其中,而不是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反思”往往对于历史的整体性的否定和批判的意识下的揭示历史的困局。今天的这种“大国心态”已经和“现代性”中通过历史反思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大不相同,反而是试图寻找历史进入今天的孔道,寻找历史的闪光之处和今天的某种内在的联系。如《大明王朝》对于腐败问题的焦虑就不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的整体的否定,而是寻找某种可能的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这些其实都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超出了我们的“现代”历史观的限制,提供了某种新的想象的空间。
   
   其次,这里表现的不仅仅是历史中被同情和悲悯的弱者,而是某种不断克服挑战和局限的“强者”。这里“强者心态”不是对于弱者的否定,而是说“强者”的努力和争取获得了更多的肯定和认可。对于强者的历史的贡献也有了更多的理解。这些电视剧中总是表现强者以无畏的态度“克服”面前的困难,以自强不息的努力获得新的空间。这种对于历史的解释不再是以表现失败的英雄为中心的,而是以“强者’为中心的。二十世纪我们经常表现的如文天祥和岳飞的悲情故事来激励我们反抗世界的强者,而今天的电视剧是以新的“强者心态”阐释历史。这里有的不是“悲情”的表达,而是面临挑战的强者的理性和明智的选择。这里所展开的这种“强者心态”当然也是我们告别二十世纪的历史悲情的结果。
  
   “大国心态”和“强者心态”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和局限,它们所激发的争议也值得我们再反思,但它毕竟通过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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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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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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