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牛虻式人物-张颐武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王朔：牛虻式人物

张颐武

王朔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重要人物，他在当时的影响确实是无人能及。可以说，今天中国大众文化的许多方面的基础其实是王朔带来的文化风尚打下的。当年他的小说是冲击原有文学规范的重要作品，而从《渴望》开始的电视剧的创作更是首开先河，变成了今天电视剧市场运作的开端。但2000年以来，王朔似乎已经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沉寂了好几年，有点象徐静蕾的电影《我和爸爸》中的那个当年纵横江湖的“玩主”，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居家男人”。而这几年却也是中国的大众文化风起云涌，开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的几年。王朔似乎在文化风暴眼的外边静静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这让我们感慨人生的变化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次王朔的高调的复出确实是引人瞩目的：一面是痛斥“八零后”的无聊，一面也没有忘记抨击他九十年代常常嘲笑的“知识分子”。一面是为公正代言，高度张扬众生平等的观念，一面却对现在的大众文化声色俱厉地加以指责。一面和韩寒“惺惺相惜”，一面又对于许多成名人物进行了尖刻的嘲弄。王朔这次的出场仍然是不同凡响的。当年的风云人物虽然有点垂垂老矣，但他的锋芒和尖锐还在，那股气势还在。

这里非常有趣的是王朔的矛盾：今天的大众文化其实是他和他的作品召唤来的，但他似乎对于它们还是充满了蔑视。他好像觉得当年他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于是就有一种看着年轻人不顺眼的感觉。当年港台的文化曾经是和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今天大众文化的起点，今天他却对于港台的大众文化不屑一顾。他好像从来没有挪用过那些手法和技巧。于是就有一种自高身价的感觉。当年面对“精英”的时候，他是“大众”的，但今天到处都是“大众”了，他却又成了“精英”。看起来王朔的思路好像扭成了一团，并不非常清晰，但这些矛盾里是有他的一以贯之的线索的。

其实王朔的特点就是以幽默和尖刻的方式进行某种来自边缘的批判。这种边缘性其实是他的标志或者特色。他其实是一个常在边缘的人物，只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由于风云际会，不可思议地在文化上变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其实是最早从计划经济的秩序中游离出来的，他用独特的“玩主”小说写出了从那个秩序里脱离的第一批人的生活和并展示了他们的独特的吸引力，用小说和电视剧的市场运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文化的可能性和内在的活力。他最近的访谈中讲的他是第一个拿版税的人等等说法确实是实事求是的。他在计划经济的文化的边缘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所带来的其实就是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一套文化。当年还是萌芽，今天就已经壮大了。王朔开始拿的版税，今天成了作家和出版社规范的合约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他的小说和电视剧运作的方式也早就普及了。他其实是第一个开始打开大众文化空间的人物。但当时有趣的却是他打开这个空间的方式却是相当“精英”的。在那时他多少有点象他的小说里的主人公，虽然玩世不恭，追求凡俗的乐趣，像是“大众”的一员，却还是有点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还是“精英”里的边缘人。所以，他的小说由于边缘所以还是具有某种鲜明的过渡性。

一旦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化的秩序成形，这种玩世不恭的玩主就越来越没有了市场，而白领式新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变成了新的模式。王朔这样的以“精英’的方式追求大众性的人物就不免让位于冯小刚式的以“大众”的方式追求大众性的人物了。王朔也由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引领大众文化，如今变成了这种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否定者。其实在前些年世纪之交的时候，王朔已经开始高调地批评和否定大众文化了。在计划经济的文化里，王朔游离了出来，召唤了新的可能性，但一旦这新的可能性变成了今天的现实，他又是看不入眼了，他其实依然没有进入这个秩序，难免觉得那些流行的潮流没有什么意思。他对于“八零后’的尖刻的批评其实就是看着自己的这些后辈小打小闹，多少有点不屑的感觉。他其实是个牛虻式的人物，时时要在文化的身上找毛病刺痛一下。他的表现聪明、敏感，好像随俗，其实孤傲，到哪里也不合群。八零后难免看着他觉得过时，其他人也可能会觉得他的姿态有点未必自然。

但我看来，王朔来自边缘的批评当然未必全面和准确，但他的牛虻式的刺激仍然会给我们一些反思的可能性。他的意见难免泥沙俱下，但其实正应该沙里淘金，看到这里的真性情和值得思考和关注的侧面。我觉得他其实是批评一种大众文化的保守和庸俗的风气。这其实还是和他未必看得起的的网络中的“草根”有趣味相投之处。看起来不合时宜，其实也可能恰逢其时。他其实在促使我们对于今天进行更多的追问。

没有王朔这些尖刻的声音，其实我们会觉得有点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