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底层”：年轻人的电影-张颐武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面对“底层”：年轻人的电影

张颐武

最近，我参加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主办的有关青年导演电影的会议，其间集中放映了一批青年人的电影。现在随着电影的新的繁荣，整个市场的气氛相当活跃，年轻人的机会其实还是越来越多的。不少年轻人得到了过去似乎在这个年龄往往是不敢想象的许多机会。其实就是张艺谋、陈凯歌们当年也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但拍片的门槛降低了，但其实并不是竞争不激烈。片子是容易拍了，但片子也不可能象当年第五代一样一下子就引人注目了。当年“第五代”在广西厂拍出几部片子，一下子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其实那是当年大家都在一种相对旧的观念中，可以一部片子就让人耳目一新，但现在什么新鲜的东西大家都已经见多识广，电影的观众通过近十多年的“看碟”的生涯，已经练就了一种全球性的观影的视野，网络中的“草根’的电影知识几乎并不弱于专业人员，当年“电影学院”最具优势的就是信息的优势，看到国际上到电影的机会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但今天的信息爆炸。网络上几乎什么都找得到。所以，在今天的环境中，“中国式’的“大片”还有一些新奇感，可是年轻人的电影要打出一片天地并不容易。影像的文化已经如此发达，好像到处是机会，但可能真正变得具有影响其实并不容易。所以，今天的条件好像是比当年好得太多了，但其实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仍然是回避不了的。看看这些年轻人的电影，觉得大家其实都非常努力，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的追求。

会上大家都讨论到这些年轻人的电影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特点，就是对于“底层”的关切。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不必多说，象《图雅的婚事》等等也都是表现“底层”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青年电影导演似乎和九十年代的“第六代”的青年导演有所不同。当年的“第六代”往往表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九十年代的年轻人在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彷徨和苦闷，表现一种正在迅速国际化的大都市中的青年的青春的反叛的情绪，于是往往有摇滚或者前卫艺术作为题材，常常是主观性的情绪宣泄和内心焦虑的表达。而今天的青年导演似乎格外关注“底层”的命运，“底层”的生活被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式的表现策略所逼真地加以表现。年轻人的反叛的性格和青春冲动被一种和“底层”民众的感情所取代，今天的青年导演所感到兴趣的是一种在市场经济下的底层的日常生活。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变化。我们对于这些变化的理解往往容易从他们更加关注“现实’，思想走出了自己的圈子这样一些角度加以理解。这种理解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但其实我想问题比这要复杂一些。

这些电影所关注的底层的状况，多少有一点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的影子。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当年的文艺青年也多少有些相似之处。他们其实是一些感受了现实的压力的年轻人，在艺术上遇到的问题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今天网络上的“草根”所遇到的，可以说，他们的心态和趣味和这些草根息息相通。这些年轻人和当年左翼的文艺青年的“亭子间’的自由职业者的生活多少有点接近，而和过去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艺生活已经大不相同。这些文艺青年其实在生活境遇上有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都只有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才可能出现。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一种以“交换”为中心的文化，也就是你用你自己有的东西来换取你缺少的东西。只有这种交换的存在，市场才能够形成。往往一个人的价值就被抽象为一种市场的交换的价值，而忽视了他的自身的意义，这是市场化所产生的问题，而年轻人在市场中的资源比较少，也会感受到一种严重的完成不足的焦虑和苦闷，这和“底层”的境遇其实有相当一致的东西。年轻的文艺青年所感受的压力很容易让他们将心比心，将这种感受和“底层”感觉放在一起，找到了其共同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就是源于这种对于现实的反思而来的，而三十年代中国的左翼的文学和电影也有这样的表现。今天的青年导演其实也是以一种“代言”“底层”的方式展现了“底层”的生活。这和当年直接表现青年的苦闷其实仍然有相关性。只是当年“第六代”以格外主观的东西表现的是这些青年小众的苦闷，但今天在一个经济仍然高速成长，贫富差距引起格外关注的社会中，这种表现未必会得到大众的认同，反而会觉得是空洞的。所以今天的青年导演和网络上的“草根”相似，都是用为“底层”代言的方式，更加强有力地展开了自身的社会性的关切。其实青年导演和“草根”都属于今天的中等收入者的后备军和“下层”，并不是“底层”，但他们的“代言’发出的声音其实使得社会和公众关切到“底层”的命运，由于他们和“底层”类似的共同感受，所以让这些电影有了自己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感受。这些状况其实非常接近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或者现实主义文学发生的状态。当然社会环境完全没有可比性，但这些导演的境遇和想象方式则有相当的相似性。

这些电影的“现实主义”其实正是来自这种市场经济已经成熟之后的历史境遇，其感觉和表达都有一种真挚性，对于弱势者的关切，对于“底层”的感同身受都有其可贵的一面，值得我们认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