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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下流”:给“草根”成为“精英”的机会
张颐武
   
   看最近吴敬琏和薛涌关于“精英”和“草根”的争论,觉得有些感慨。其实双方的出发点都是好意,也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拳拳之心的表露,但站的角度不同,道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我并不觉得双方的矛盾有什么不可调和,其实了解两方面的意见对于我们避免偏听偏信是大有好处的。
   
    但我觉得双方都把问题看的简单了。其实所谓“精英”和“草根”并不是我们习惯性地考虑的上层和底层,而是中国的“中等收入者”的成功人士和他们年轻的后备军之间的矛盾。所谓“精英”其实就是三十年来经过努力获得了某种成功的人,去年以来,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分析了今天在网络中活跃的“草根”,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工农群众,而是三十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许许多多成长不足的现实压力的年轻人,是这些“精英”的后备军,但现在觉得自己在激烈的全球性的竞争中吗,没有多少优势,形成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愤懑的心态。当然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人形形色色,但真正形成了舆论氛围的人其实还是这些年轻人。这里的问题可能还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包含一个代际冲突的问题。
   
   在年轻人的问题上,大前沿一提出的“M型社会”和三浦展提出的“下流社会”问题值得我们真正警觉。这种所谓的“下流”当然不是思想和道德方面的表述,也不是指的担忧衣食的社会的底层人群,而是说许多年轻人感觉上升的机会已经不多,开始堕入中流中的下流,也就是对于自身的严重的完成不足的感觉的正常化,也就是年轻人似乎已经难以象过去的中产阶级那样循序渐进地上升。大前沿一的著作《M型社会》和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所涉及的都是在急剧的全球化的进程中,一种剧烈的全球竞争让原来的“橄榄型”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面是高收入人群增加让一些中产阶级上升为高收入的中产阶级的上层,原有的少数其实有了扩大。一面也是不少中产阶级迅速地“下流化”。原来我们视为理想的“橄榄型”社会开始面临挑战。
   
   正象三浦展所言:“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对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在他们看来这其实是全球化的一个难以逃避的后果,全球化带来了一个“平的”世界,人们之间的竞争和社会的变化都是在一个全球的规模上进行了。能够适应这样的竞争的“强者”当然可以在一个全球的水平上获得自己的收益和成功,而缺少特殊的技能和适应能力的人就难以得到原有的稳定的上升。这样的状况使得社会变成了M型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世界变平的同时,社会却变成了所谓的“M”。
    
   社会也面临着相当严峻的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如果倾向于社会福利和强调众生平等的理念,要求社会的“平均化”,人们却会担忧自己的社会在这样的状况中失掉了全球竞争的能力,可能会在不进则退的残酷的全球竞争中失掉先机而落在后面,从此失掉了发展的机遇和创造的能力,使得整体的社会问题在失掉发展机遇后更加难以解决。这也是有先例的,并不是杞人忧天。另一方面,如果强调竞争和力争上游,又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也会担忧引发现实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使得社会无法顺利地走向未来。这也同样有先例的,也是难以回避的状况。
   
   一个平均而富裕的社会当然是我们的理想的境界,也必须为此努力,但现实的全球化的挑战却又让理想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全球竞争。如何在这样的两难中追求平衡其实是社会的真正的挑战。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里面也对于美国人将来在全球化时代缺少竞争力充满了忧郁,他的那句名言其实正好道出了他的隐忧:“孩子,你要努力做作业,中国和印度的孩子正准备抢你的饭碗呢。”竞争扩展到了全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不得不和美国的孩子站到一起去竞争了。美国人都有这样的忧虑,处在发展中的我们当然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
  
   大前沿一和三浦展的研究都是针对日本社会和其他西方发达社会的,在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处在剧烈演变中的社会,发展的机遇仍然巨大,中国的“中等收入者”的成长速度仍然是全球最快的,人们力争上游,努力奋斗的机遇和空间还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巨大。中国其实由于劳动力的竞争力的强大和发展的空间的丰富,以及在全球竞争中目前的努力前行的位置,我们还会有避免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这种“M型社会”和“下流社会”的历史机会。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打造的基本价值其实就是一个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中国梦”。这种通过奋斗获得成功的精神正是由一个个个体的努力而创造了整个国家的成功。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今天发展的重要的价值,也是我们创造和谐的基础。当然我们也必须缩小贫富差距和对于底层人民有真诚的帮助和关爱。这是我们社会必须具有的基本的条件。但大前沿一和三浦展提出的警示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
   
   我想面对象“M型社会”或者“下流社会”的隐忧,我们一方面当然是应该对于最底层的民众有最大的关切和爱护,在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最大限度地关爱他们的同时,给于他们更多的技能的培训和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对于现在处于“中等收入者”下层,已经在网络中形成了文化和舆论声势的三十岁以下的“草根”,我们则在真诚地关爱和对于他们上升不足的苦闷有最真诚的理解和创造更多的条件来让他们有更好的未来的同时,也要让他们在面对竞争和自身发展的瓶颈时,拿出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在追问社会为我们做了些什么的同时,也要追问我们对于社会做了些什么。
   
   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的发展仍然会给于每个人机会。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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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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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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