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王小波回忆

张颐武

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我刚刚留在北大教书。一位社会学系的同仁拿来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那是一本小册子，其实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黄金时代》的前身。当时我就被这部书的独特的风格和与八十年代知青文学截然不同的表述所震动，感到一种新的文学在生长的力量。这种文学没有受到当时的文学制度和既成的话语的制约，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王小波完全是特立独行的追求自己的文学想象。他的想象力的穿透性和力量来自于他的自由的精神。

九十年代中有一次《戏剧电影报》的活动，我们坐在邻座，当时他和我聊天的内容是关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刘心武先生请客，我们邻座，聊的也是这一类的话题。关于当时许多人视为怪异的同性恋的隐秘的活动，关于社会的种种出轨的行为，他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观察。但同时，他又偶有尖锐的嘲讽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终带着一种超然的，却并不超脱的微笑看着大家。我始终难以忘怀这微笑。这微笑一面有一种对于人们的幼稚的超然的观察，好像我们的天真和笨拙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所以他能够笑着看我们。另一面他也能够悟到自己其实是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笨拙和天真其实他也难于摆脱。所以这里有一点嘲笑让他和我们分开的同时，又有一点真诚让我们和他相连。我们是他的一面镜子，帮助他看透自己，我们也有机会透过他看透我们自己。那时王小波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声，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性格，让人难忘。后来，他成了许多人的信仰的对象，成了一个反抗的圣人和洞见一切的超人，我想这未必是他之所愿。

我所忆及的王小波仍然带着一种超然的，却又投入的微笑。他不是傲岸地俯视世界的伟人和天才，他也并不是某派的代表，而是一个我们中的智者。我觉得我们神化他，其实是对他的另外一种控制的尝试。他曾经在生前如此执着地尝试摆脱各种控制和束缚，但他阻挡不了我们来控制他。我们把他看成伟人的时候，却也将他纳入了他并不想进入的话语。他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的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我们如果认为他在和自己的时代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的话，最后究竟是谁赢了？

他对于人类的种种行为都 抱有一种智者的态度。他一面带有看透世界的超然和平和，能够将人类的天真和片面作为小说的对象；但他从来没有蔑视过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和向往。他的另一面是格外地入世，格外地喜欢普通的人生。

他并不象道德家那样有洁癖，而是对于人类的欲望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情。在这方面他象写《巨人传》的拉伯雷；但他又能够穿透人生的荒谬和无聊，揭开我们可笑的东西，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浅陋、荒诞和微末，这时他又象写《变形记》的卡夫卡。所以王小波的自由不是那种带“主义”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的想象，而是一种带有幽默感的超脱和投入的不可思议的混合。在那场九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小波反而是和他的许多故去以后的追随者不同，显然对于被斥责的王蒙和王朔的观点有较多的同情和理解。他不是一个清教徒或圣人，而是一个人生的智者。这让他也和五四以来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性的“文学制度”并不和谐。他的并不被正统的文学界认可其实正是这一制度对他难以认同的表征。他的自由让他并不简单地成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传人，而是一个和“新文学’缺少关系的另类。王小波的自由其实在于他的边缘性，将他变成五四主流的传人其实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意义。他的小说有非常普通的欲望，他对于“性”的表现也是惊世骇俗的，有志怪和传奇，有稀奇古怪的想象力在汪洋恣肆。这些其实都是新文学的旁门左道，这里没有那种宏大的话语，没有那种大叙事带来的秩序，而是有一种来自欲望和日常生活的活力与想象力和超越性的奇怪的混合。其实王小波和张爱玲有一种相似，他们其实都在新文学的文学制度之外，却能够真正创造一个新的天地。他的小说和随笔的力量并不在于他有一种刻板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他对于所有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尖刻的追问和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的同情和悲悯。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了我许多年，那就是为什么王小波对于美国始终没有明确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和美国的神秘的感情让我觉得难解。他能够超越人间的万物，穿透人生的矛盾和幻象，惟独对于美国却情有独钟，别有好感。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人必须要一点幻象来支撑自己，一个人总是需要一些美好的理想来支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想象之地。当然他会知道这并不真实，却依然必须依靠它给自己一个自信的支点，否则那个锐利的嘲讽和悲悯的同情都没有立足之地。所有王小波也有他的悲哀和无奈。这悲哀和无奈让王小波有了一种真正的真性情。他的天真和幼稚也是天才的天真，让他和我们格外贴近。

于是，王小波是我们的一个象征。象征我们时代最好的创造，也象征我们时代的矛盾和困难。有了王小波，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会更加复杂。这增加我们的困惑，也增加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