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励志文化”-张颐武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励志文化”：我们需要“能够发光”的精神

张颐武

前两天，在一个会上遇到了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中年人，旁边的人告诉我，他就是引发了“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的讨论的“潘晓”之一。我突然发现好像时光倒流了二十多年，当年我们大学的班里讨论的这个话题，大家曾经议论的如此热烈，而“潘晓”正是当年我们热议的对象。岁月沧桑，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那些话题其实已经渐行渐远，但当时的氛围却还记忆犹新。

那是八十年代的最初的岁月，过去的计划经济的限制使得许多青年面临着严重的成长不足的状况，感觉自己的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于是有人投书报刊，被发表出来，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讨论进行的非常热烈，许许多多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当然问题不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却形成了年轻人必须要努力奋斗，克服环境和自身的局限，给自己打开人生的新的道路的基本的共识。今天想来，这些“共识”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所在。每个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其实就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机会。当时的年轻人确实是在一种“励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我还记得刘心武有一篇堪称“新时期”爱情文学的发轫之作的小说《爱情的位置》，其中写一个卖烧饼的青年在刻苦学习阿拉伯语，他所相信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努力的是争取属于自己的未来和机会，在艰苦中还相信社会会让他的争取有价值。当时“自学成才”形成了一股风气，从动乱中走出来的人开始了新的奋斗和努力的过程。当时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究竟如何当然并不清晰，但都觉得一个新的社会一定会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发挥，只要努力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也会为自己打开一片天的信心和激情却也激动人心。这种“励志文化”今天看来可能难免有肤浅和幼稚之嫌，但那种努力向上的社会氛围却是让人难忘的。

当时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来中国，在写的诗里这样形容当时的中国青年：“我不能移山，但是我能够发光。”移山可能太难，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却是可以做到的。安格尔为了这些年轻人的努力而感动，也为中国的新的希望而感动。我想。这种“励志文化’其实正是八十年代初的青年的文化主潮。正是这种激励人克服困难和努力奋斗的文化给了“改革开放”以历史的动力。在我们告别贫困，寻找未来的道路上，这种“励志文化”的意义确实不能低估。正是这种“励志文化”是我们的“中国梦”的核心所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历史性的和平发展其实正和这一“中国梦”息息相关。

我想，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相信每个个人“能够发光”的“励志文化”。今天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和舆论氛围的年轻的“草根”，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等收入者”后备军的年轻人。他们在网络的跟贴和博客中形成的气氛里，对于社会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对于许多不良现象有尖锐的批评的同时，却也存在着在今天的社会变化和剧烈的全球竞争的面前，缺少一种努力向上，发挥个人能力的愿望和决心。往往会在发表许多正当的抱怨和指责的同时，却对于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努力缺少信心。这使得一种“抱怨文化”好像在一定的程度上取代了一种“励志文化”，一种对于长辈的指责和呵斥代替了自己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对于社会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取代了对于自己的努力的要求。

社会在今天当然要改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让大家，特别是底层民众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不会有任何疑义。但同时在剧烈的全球竞争中每个个人和民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进则退，逆水行舟仍然是中国面对的现实的环境。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的里面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他讲到他送女儿上大学，却感到忧郁而不是欣喜。他说自己家里永远还有女儿那张温暖的床，但女儿的灿烂的未来却只能依靠她自己的奋斗，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位美国的父亲还会有这样的忧郁，更何况我们这些中国的父母呢。

一方面社会有责任关爱年轻人，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机会，需要以最大的热情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但另一方面，任何年轻人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都会面临完成不足的困难和成长的危机。这也需要一种“励志文化”，鼓励年轻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给自己一个灿烂的未来。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父母应该给儿女一张床，社会也应该给面临困难的人一张床，这是一种责任。但一个人的灿烂的未来却永远得依靠自己的努力，这也同样是一种责任。

我有点怀念八十年代初的“励志文化”。我也希望今天我们有更强烈的“励志文化”的氛围，中国的发展的前景仍然巨大，机会仍然属于大家。

正在“发光”的中国能让大家有“能够发光”的机会。这需要我们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