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青春总是要和现实劈面而遇，现实的坚硬的内核会让青春无法逃避他自己的宿命。其实青春本身并不象我们想像的那样美好，其实正是由于天真，我们才更加简单，正是由于涉世未深，我们才鲁莽行事。青春其实自有其残酷的一面，正是由于青春的天真和涉世未深，青春的危机和成长的困扰才如此的巨大和难以逃脱。其实单纯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理想的境界，单纯反而会是生命难以逃避的难度所在。由于单纯，我们看不透世界，由于单纯，我们将成年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放大成无限的巨大。于是，生命在成长中面对的挑战可能并不具有伟大的意义，但对于个体来说已经是不可承受。

     我看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就有上面的感慨。这是一部直接面对成长的残酷的故事。四个男女主人公所遇到的困境和危机正是成长中的难度所在，也是生命从白纸般的单纯渡向丰富的过程中的挑战和危机。这些危机和困境都是在一种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之中展开的，没有多少外在的“大历史”的冲击，而仅仅是个人不可承受的命运的挑战。这其实已经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的大叙事划出了界限。我们过去看到的成长小说中的成长总是和“大历史”的风云有摆脱不开的关系。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深重的民族悲情使得个人的生活根本上难以有一种独特的发展。个人的命运的沉浮总是在历史的拨弄下展开，个人其实是大历史的命运下的浮萍，被历史的风吹向难以预计的方向。但在这里，成长中已经没有了外在的“大历史‘的强烈的冲击，青少年的命运其实是一种个体和家庭的空间中的事务，是自身的选择和生活的小环境所支配的。这里已经没有了“大历史”的角色。这似乎是今天的“后现代”的社会状况的一种必然的投射。个体的生命的高度的敏感和情绪的起伏一直是80后作家的作品的关键。“大叙事”的历史的扣连被“小叙事”的命运的波澜所取代，一种中国的独特的历史境遇，被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命运的感受所替代。这似乎是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和文化潮流的真正的兴起。这里的变化其实是紧紧地联系着当下中国的大变化的。正是由于中国今天的发展使得我们有了告别民族悲情，也告别个体的命运被“大历史”所席卷而没有自身的意义的历史时期，于是，这样的文学想像才可能存在。

    所以，像《悲伤逆流成河》中的四个少男少女的命运其实都是小世界中的悲欢。这里的两个女主人公的死亡都来自一种宿命。如易遥的痛苦来自家庭的失序、自身的越轨和一个同班女生的嫉妒和暗害，最终却由于绝望而自杀。而顾森湘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则由于一次偶然的、未被作者明示的悲剧。这些命运都和“大历史”脱离了关联，而是纯粹的个人的命运的表现。这些悲欢在经历过沧桑的成年人来说，可能是不足为奇的。对于这几个平常的、学校中的少年人而言，一切都具有了巨大的意义，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机会体验比这更大的意义了。这些烦恼和困扰在青春期过去之后，其实都会变成一种生活的经验，这些经验其实也是人类生活史上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一个“点”而已，和其他人的体验也并没有多少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但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而言却是难以跨越的困境和危机，以致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来应对。而两个少女的死亡，正是那两个男孩子成长中巨大的震惊的经历。这种震惊正是他们成为成年人的标志。可以说，这部作品中两个女孩子的死亡，使得两个男孩得到了一种真正的成人的经验。他们不得不面对死亡和精神的危机。这些都是成长和度过青春的必然的遭遇所在。在成年人看来，这些问题和痛苦可能是“过度”的，但对于青春来说，就是它的残酷性的展现。正是由于这里的生命没有承受过痛苦，痛苦的意义可能被放大了，但这却也透露了这一代人的个体生命的敏感和脆弱中的复杂和丰富的意义。

    郭敬明对于这种青春痛苦的强度有着异常真切的感觉，一种对于身体痛苦的敏感，一种对于无可名状的焦虑的体验都被他传达的异常逼真。某种真切的“物质性”也在小说的内心的流动的心理表现中有了真真切切的展现。易遥的困境和家庭的失败的生活有真切的联系，齐铭的富裕家境使得他对于易遥的感觉有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而顾家姐弟的过度的单纯也是家庭的结果。但这些内容都并不指向一种社会冲突和矛盾，而是指向一种感觉和生命的表现。这些都体现了和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的作家完全不同的走向。

    郭敬明的文笔有强烈的抒情的色彩，这部小说在抒情的笔调下却也展开了非常具体和较为丰富的人物关系。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也是一个长大了的作家对于自己的青春的凭吊，对于成长的危机的克服和超越的尝试。这些都使得这本书成了今天时代的一种独特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