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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价值空缺吗?——珍重三十年来发展的基本价值 

价值的守候和开掘

 

张颐武

    

   最近,在传统文化热的氛围中,常常会听到一种对于今天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强烈的焦虑和激烈的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的危机,需要以传统的道德和价值加以拯救。这样的表述作为一种振聋发聩式的警醒和提示,自然有其作用,也在相当程度上说出了社会的一部分真实,自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如果认为当下的社会真的没有价值的支撑,却也显得偏颇和极端。

 

   今天的中国当然面临着许多价值观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加以充实,但其实三十年来的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支撑和有力的社会认同却也不可思议。一个没有有力的价值观的民族怎么可能创造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怎么可能创造一个今天这样和平发展的、远比过去的二十世纪繁荣得多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唯利是图”,“无所不为”,仅仅有“丛林的法则”,我们只会得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让世界震惊的“崛起”。看到我们在价值观上的缺失和问题,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给与三十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一个合理的判断和评价,给三十年来支撑我们走过来的“价值观”一个真正的肯定,才可能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的历史和我们自己。

 

     在这里,警醒和反思当然是我们时时需要的,但如果过度地自卑和自我贬低,也并非客观的态度。虽然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种种问题和挑战,但是三十年来发展的成就和中国人民的告别历史悲情的努力所建立的新的中国的“价值观”还有待我们深入地总结和发掘。我以为,三十年来的发展其实既给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其实已经成为支持我们走向未来的动力。最近,人们纪念高考三十年,怀想八十年代其实都是对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的真真切切的肯定,也是尝试重新认识和发掘这种来自“改革开放”的新的价值观的努力。虽然,这一方面的努力还比较朦胧,有更多的感性的色彩,但这是一个社会对于自己的宝贵的记忆的珍重,也是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的珍重。没有这种珍重,我们就不可能更好地向前走。

 

   在我看来,这种三十年来始终贯穿在我们的内心中的“价值观”,正是一个新的“中国梦”,一个通过每一个个人发挥自己的最大的能量,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同时也改变社会和国家的命运的基本观念。这种观念给与了个人的追求和奋斗更多的肯定和支撑,也给与了每个个人更多的承担和责任。这当然不是简单的和狭隘的自我中心,而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度地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的能力的发挥的困境中脱出的合理的转型,也是这个社会的活力和能量的展现。我们发现,一旦社会给了个人更多的发展的可能的时候,个人也会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回馈。当每一个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最大的力量为自己也为社会奋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有了我们自己都难以想像的进步。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的。从八十年代更注重精神性的探讨和思想的开放,到九十年代追求经济成功的努力,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建立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主流的价值,一种注重个体的能力的发挥的新的文化性格。这些其实都是三十年来的发展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的财富。这些恰恰已经成为了我们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的共识。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需要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调整和发展我们的社会认同。但我想,无论我们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三十年来共同走过来的历史和我们建立的共同的价值仍然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种价值给与轻率的否定或简单地抛弃.

 

   当然,我们要在竞争中不忘分享和关怀,在前行中相互慰藉和守望;在个人奋斗时牢记社会的责任,在自我追求成功的时关爱他人和社群。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来自传统的更为深厚的滋养,需要来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更为坚实的根基,但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基本的价值观。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言辞激烈的批评,也需要认真的守候和努力的开掘。只有让中国的这一段历史的进程和这一段的新的价值观的发展被未来的人们和我们自己牢记,我们的社会的发展才会有延续性,我们的文化自觉才可能更好地形成。

 

    王蒙八十年代初有一篇小说《风筝飘带》,它的结尾让我一直记忆犹新。里面的两个年轻的恋人在艰窘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奋斗的勇气,也保持着对于未来的信心。最后的那段对话今天看来虽然天真,却还有力量:“再见,明天不见了,我们还得用功。我们要一个又一个地考上研究生。”“那很有可能。而且我们总归会有房子,什么都有。”祝你好梦”“梦见什么呢?”梦见一个——风筝。”

 

   这个关于风筝的梦,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梦”。这是对于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信心和力量的梦。我们还需要用这样的梦激励我们的年轻人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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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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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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