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虽然有人不断对于按出生年代对于作家进行分类提出批评，但这种分类其实有自己的充分的理由。因为由于中国社会最近的剧烈的变化，代际之间的差异其实相当明显，虽然一代人之中的人当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和生活状态，但大家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代际”之间的差异。最近，“80后”作家加入作协和《奋斗》引发的热烈的议论，其实标志着“80后”的青春文化在社会主流中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和定位。而一批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起过关注和争议的“70后”作家却面临着一个“定位”和“转型”的挑战。他们目前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夹缝”之中。。最近一些“70后”作家的新作的出版也引发了不少有关他们的讨论。

    这种“夹缝”状态其实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最为典型的处境。70后的一代人正好处于一个独特的过渡情境之中。他们可以说是在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生，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巨大的变革中成长。他们的人生的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是处于中国和世界最为复杂的转变年代。经历过历史上的匮乏和压抑的过程，却又在一个异常活跃和饱含激情的变化的时代里从青春度向中年。这种过渡性让他们似乎突然置身于一个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 ，全球化的剧烈的冲击和过去的封闭性之间，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状态。这种状态让他们既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许许多多新的特色。他们可以说是处于“方生未死”之间的一代，充满了诸多过渡性的气质和表征。他们受教育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初中期，教育和文化的过渡性，各种思潮和文化经验的剧烈的冲击都对于他们构成了诸多的挑战。而整个社会由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开放为基调的八十年代到以强烈的经济成长为主导的九十年代，他们都在少年或者青年时代。

    这样的各种观念和文化的复杂的“叠加”构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们既不像80后生长在市场经济和中国最富有的一个阶段，所以其生活和文化经验没有匮乏时代的影子，没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悲情的重负。也不像五十六十年代的人那样曾经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和文化的影响和支配，而后经历了观念和思想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对于当年的生活只有模糊迷离的记忆。而他们成长的青春期，却是改革开放之后价值和文化都相当不稳定的阶段，这使得他们的文化展现出一种过渡性的特质。他们的成长的经验既有过去的二十世纪历史的刻痕，又有新世纪文化的特色。他们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后的一代人。他们的经验和成长的历史其实是一个在双重的夹缝之中寻求的处境的表征。他们无法像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对于过去的断裂有深刻的了悟。他们在一个反叛的青春阶段所反叛的正是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些混杂的话语。他们对于市场化的状态和计划经济的遗留都有一种微妙的情绪。的这使得他们的写作所呈现的是一种复杂的状态。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显得相当“出格”，这种“出格”显示出一种在两种秩序之间的状态。我以为，贾樟柯电影中的那种成长的复杂经验似乎是70后人生的一种重要的形态。

    70后作家，其实就是这种夹缝状态的一个表征。在九十年代的后半期“70后”一度引发了关切，许多人对于他们表现欲望的焦虑的作品感到了兴趣。他们也通过某种反叛的状态引发了传统的文学界的兴趣。所谓“身体”写作等等所引发的争议，在当时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反叛的姿态得以确立，但另一方面，这种反叛还是相当依赖原有的文学期刊为中心，以作协作为组织的结构的文学制度的运作的。他们的反叛惊世骇俗，但他们的发表作品的路径其实还是沿着过去的期刊来发表的。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仍然集中在传统的文学机制之内。除了当时最为出名的个别作品，多数作品还是在主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的。70后的作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畅销书市场。而他们的同代人也并没有像80后那些市场经济下出生的第一代人那样显示出在文化市场的消费能力和影响力。于是，他们还是依靠原有的文学机制写作的。但“80后”在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崛起则基本上是依赖一个和原有的文学期刊为中心的文学机制无关的“畅销书”出版的新的市场和同龄人的巨大的消费能力而走红市场。所以，70后在80后异军突起之后，往往显得难以找到清晰的定位。

   从目前的状况看，传统的文学机制仍然会稳定地存在，“70后”基本还是处于这一机制中，但由于这一机制在市场的发展中有相对萎缩和与大众传媒脱节而难以发挥效应。所以70后的创作其实就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何找到在夹缝中的新的特质，让文学的读者和公众了解他们的写作，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在公众的关注转向80后，而像作协这样的机构也表现了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畅销书”机制下的“80后”的兴趣之后，70后需要深入地体察和理解自己的“位置”，提供新的可能性。    

    “70后”和“80后”呈现的不同的写作形态值得我们关切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