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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力量

 

张颐武

 

    前两天,我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一期节目的录制,在其中做一点评论。但这期节目的几位嘉宾给了我真正的震撼和感动。其中一位广东的陈建林先生的故事让我真的难以自持。他2004年由于车祸失掉了妹妹,两个在车祸中同样死去的肇事司机都应该承担责任,赔付他们家赔偿金要有数十万之巨。但这位陈先生在看到了那两个家庭面临的绝望和困境时,却退还了其中一家的赔款,还帮助了另外一家几万元钱。事情当然早已有过媒体的详细的报道。但我在现场看着陈建林和主持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却仍然感到了真正的感动。

 

    这位陈建林先生始终没有高调地将自己的行为升华,而是在平平淡淡地讲他的那一份“情非得已”的难处。他的话里话外都在说的是:他和他的家庭“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是“没有办法”才做出如此的选择的。他讲到了自己的一家为了妹妹由于司机的责任死去而承担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却也讲到他看到另外两个不幸的家庭面临的绝望处境的“难过”。他讲到如果这两个家庭经济状况好,他一定不会这样做。他说到,妹妹的死让他们感到的只是精神的痛苦,而那两个家庭却还面临着经济上的灭顶之灾。于是,他和他的家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帮助这两个家庭。帮他们的孩子上学,帮他们的家庭生活下去,帮助这两个家庭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说过去的永远没有办法追回来,但这两个家庭却还需要有未来。他最后说,他的妹妹一定会对他的选择感到欣慰。

 

   我感动的是他这“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言语。他的行为对于他自己来说就是这么“不得已而为之”的,就是这样在感情的矛盾中做出了选择。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用的人间“大爱”这样的说法,在陈建林这里也不存在,他只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而已,只是不能“让孩子没有学上”而已。陈先生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我们大家中间没有什么特出之处。但这确实是一个平凡的人的力量所在,也是一种真正的人间“大爱”所在。陈建林没有标举他的道德崇高,却仅仅说出了一种“情非得已”的处境下真正崇高的抉择。兄弟姐妹当然是人间的至情之一,我们将心比心,会发现陈建林的这“只有一条路”的选择,会多么难。其实他当然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但这“只有一条路”,却是这个人的精神的光芒所在。陈先生所做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体验到自己的痛苦的同时,却又体验到了他人的痛苦和难处。在感受自己的伤痛的同时,却也能感受他人的伤痛。他的行为其实真正体现了一个社群之中的“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精神。陈建林不是没有原则的,也不是不尊重法律的,但当他看到了那两个家庭同样面临的痛苦和困境,却能够有一种换位思考,有一点“不忍”之心,做出了一个让我们所有人感动的选择。在他,这是“只有一条路”,在我们,却发现了一种美好的力量让一个普通人变得伟大起来。

 

     市场经济当然是依靠法律和契约来运作的。法律和契约当然是界定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但其实人类总是有一种更加伟大的精神超越这一切,构成一种更高的境界。没有法律和契约,一味依赖道德劝说的社会当然会有严重的问题,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毛病我们都有体验。但仅仅有法律和契约,当然也并不足够支撑一个社会向前走。陈建林的作为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普通人仍然有着一种真正的美好的力量。虽然他未必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这种力量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还是能够让一个普通人变成圣贤般的崇高。这其实说明我们内心中除了欲望之外,其实还有一种超越的力量,一种善良的情怀。

 

    有些人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状况做出了非常低的判断,往往认为这个社会里除了人欲横流和追逐金钱之外就一无所有了。这些思考和观察当然有自己的理由和不少事实的根据。但我想,今天的社会还是具有自己的美德的力量的,我们也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正好相反的例子。市场经济其实并不是唯利是图的,让一个人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展现一种人性的光辉和灿烂。正像生活贫穷的人中会有许许多多有道德的和崇高的人一样,生活比较富裕的人也未必是道德卑下的。贫穷的社会会有崇高的精神,富裕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精神。这位经济状况较好的陈建林的选择不是正好说明了这个社会的善良和美好不但没有完全丧失,而且还在我们的身边闪耀着吗?我在想,如果陈建林也是一贫如洗,陷入困境,那么,他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善举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对于这个社会的道德状况的批判,虽然这种批判也非常有价值,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听取。但我们还同样需要一种肯定,肯定这个社会里的美好的一切,肯定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对于道德建设提供的新的基础。

 

    这个“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陈建林不是已经给我们展现了这种美好的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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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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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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