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上一篇对杨振宁的采访，内心有所触动。这位享有崇高声誉的85岁的科学家回顾自己的一生，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他谈到他的幸运的来源是“一个人能够在年纪大的时候为他所关心的民族的命运感到舒泰”。他回忆到他出生的1922年，他觉得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困难的时期”。他引用了鲁迅先生在《呐喊·前言》中关于“铁屋子”的一段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的绝望和痛苦的心态。虽然是即兴的引用，没有背出原话，意思却是完全准确的。他说了自己“记得当年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我们家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者医院去避难。”的经历。当记者问他“在中国走向幸福之路的过程中，有您的贡献吗？”时，他的回答非常平实：“我不敢说有大贡献，我只是再三说过，我早年的得奖，‘能够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

   但这个采访记中最让我感到触动的却是他对于今天中国和他自己的感受：

  “今天中国进步得很快，这是有目共睹；今天中国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也是有目共睹。很多人在网上抨击我，说我只会‘歌功颂德’。‘歌功颂德’之所以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是因为很多人这样做，是为了要提高自己在当局的地位。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提高我的地位了，我的地位已经够高了。很多人攻击中国，我觉得都说得很有道理，很多建议，也是好的。既然讲这些话的人已经多极了，用不着再增加我了。”“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一个西方人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十倍，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所以客观说来，中国现在的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杨振宁先生的表达直率而坦诚。他敢于面对他的批评者，实实在在地点出了他对于这个国家的真实的看法。我所感到的是一个经历二十世纪艰难岁月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的内心世界的展开。他经历过祖国最为艰困的岁月，也看到了今天的中国的发展。所以他需要对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给与肯定和期待，他看到了他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在和自己的痛苦的历史告别，他为这一切骄傲。他其实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一个85岁的地位崇高的老人没有“没有必要再提高自己的地位了”。他说的话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和责任，他没有为了自己而“歌功颂德”。他只是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给与了更多的肯定，因为他明白，这些肯定同样 会让这个国家和社会走向进步和发展。他提出的两个“有目共睹”正是一种不盲目溢美，也不盲目苛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样的直率地回应其实有两层值得我们思考的意思。一方面，杨振宁先生点明了批评和对于社会的问题和缺陷的不满的重要，只有不断地有这样的批评，社会才会不断地进步。杨振宁强调了这种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但另一方面，他还强调了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实事求是的肯定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肯定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严格的要求是向上的动力，但肯定每一点进步也是向上的动力。一个社会其实也像一个人一样，有成绩也有缺点。仅仅夸奖他，当然会出现问题，如我们过去常常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盲目的肯定，会让社会盲目自大而失掉了真实感。但仅仅每天指责他，也并不公道，也会让他感到挫折和沮丧，感到缺少前行的力量，从而丧失面对未来的勇气。所以，杨振宁先生愿意以肯定这个国家的发展的方式，帮助这个国家的前进，也是一种真正的坦诚和真正的自觉。我觉得杨振宁先生给与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自己，既需要严格的要求和认真的批评与反思，同时也需要一种肯定这个社会向前的肯定性的力量。这种肯定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种虚假、空洞的自我表扬和自我渲染，而是一种对于自己的力量的信任，对于自己的社会自我提升的能力的信任。

    学者张旭东在研究西方思想发展时有一个看法，他认为，肯定性也是西方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只是我们往往并不注意这个方面。他点明：“美国和法国，都是革命立国，都是市民社会的理想主义——在法国是激进的共和精神，在美国是‘美国民主’的神话——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活力，在价值上具有强烈的自我肯定的冲动的国家。这种肯定性的能量不但促进了理论创新，而且支持着它们社会内部的变革和自我更新，支持它们价值上的自我肯定。”这似乎也可以给我们相当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