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2007年岁末，我参加了一个探讨鲁迅先生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的研讨会。会上人们都在进一步尝试思考和理解这篇鲁迅先生26岁时写成的文章对于今天中国的作用。其中的裘沙前辈尤其让我感动，会议室的四壁挂满了他为传承鲁迅的思想而作的充满力量的绘画作品。他以耄耋之年，衰弱之躯，却不断地为了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了解鲁迅在一百年前的这篇文章做着坚韧的努力，撰文作画，在寂寞中传承鲁迅先生的思考。这种精神和意志都让人钦佩。

   在会上听着大家的发言，我确实得到了诸多教益。这篇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作品，其实充满着强烈的激情和思想的力量，直到今天仍然让大家感受得到。从它在1908年8月在《河南》杂志上发表到今天，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的距离。而这篇文章在其发表之初也没有多少人阅读和理解，后来这篇文章也仅仅被视为鲁迅先生早年的试笔之作。但到了今天，这篇文章的知识的背景和思想的脉络经过许多研究者的探索而逐渐清晰，其对于今天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也开始逐步被人们所深识。

   对于我来说，重读这篇文章所产生的震惊在于这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在他的民族面临着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危机的时刻所进行的思考，也是一个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年轻人在和种种现代思想初次相遇时的最为执着而坚韧的探索。这篇文章的立论的基础正是来自鲁迅先生当时在日本所接触的有关东西文明发展的“大历史”的观念，对于人类文明的起伏发展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概括。这种对于中西文明史的思考和追问当然深受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但所表现的文化的自信和自觉的力量直到今天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是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人物的精神生活的起点所进行的思考，它会留给我们珍贵的精神滋养。

   一方面，这里有对于自己的祖国的衰败和贫弱的清醒的认识和尖锐的批判。他充满了对于祖国的发展的忧虑和期望。另一方面，这里也有对于当时所流行的仅仅重视“物质”的西方文化的发展的反思和批判。鲁迅指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十九世纪文明之一面通弊，盖如此矣。”鲁迅先生正是没有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简单化，而是试图在其中发掘各种不同的积极的因素。

   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深刻地提出了“立人”的思想，他点明：“是故于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其实是贯穿他的一生的追求。这种“立人‘的主张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

  “立人”则需要的是“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考正是鲁迅这篇文章留给今天中国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鲁迅先生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提出的这样的思考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在高速的经济成长和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建构自身的文化的新的根基和价值的基础有其重要的意义。鲁迅当时面对的是中国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但他的眼光其实没有停留在解决这样的危机的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从一个人类精神发展的高度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的期许。

    一方面，这里有对于传统的反思和追问，但也有对于中华文化的坚定的信心。他对于我们所“固有之血脉”的不可失去的信念其实正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这里有对于西方学习的热忱，但也有对于西方文化的清醒的体认和反思。他对于“世界之思潮”的把握也正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自信使他对于中国抱有最强的信心而有向上的动力，自觉让他能够保持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学习的能力。在今天中国已经有机会告别二十世纪深刻的民族悲情，创作自己的新的未来的时刻，我们也要看到鲁迅先生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目标在这艰苦奋斗的一百年中还未完成，这其实期望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展开。中国的今天不仅仅要在物质的层面上获得更大的发展，给与中国的普通的人民更大的生活的改善和物质的满足，而且还要有一种对于人类文化和精神的新的创造和新的向上提升的价值的展开。鲁迅先生所告诉今天中国人的正是我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成功，也需要精神上的超越和提升。

   在1908年8月，鲁迅先生发表《文化偏至论》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寂寞的，而那时的中国也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期望。但在100年后的2008年的8月，中国将会举办奥运会。我们应该做出努力，让“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自觉和自信变成我们生活的现实。

    这是一百年中国给与这个时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