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看到英国学者吉登斯最近在广州的一个访谈录，其中涉及了当下的中国问题，其思路有相当的启示。这位享誉全球的社会学家对于中国的发展也充满了关切和思考，他提到了中国的崛起的意义，点明：“我相信这是一个中国的世纪，这个世界需要中国领导。”这当然是一种鼓励和褒扬的意见。但他在这个访谈录中所探讨的问题却相当值得我们关切。

    他认为：“欧盟现在的困境和中国一样，一方面保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避免付出过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这个任务很棘手，也许对中国更困难。”当记者问他：“您率先提出了‘积极福利社会’这个新词，认为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不应坐等援助，而是通过不断再教育获得新的技能，这在中国行得通吗？”他回答说：“我觉得以‘积极的福利社会’为基础设计的教育制度首先要有灵活性，摆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模式，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职业的要求。中国的教育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城乡教育差距过大。中国必须现在就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问题，消除这些不平衡现象，以便让劳动力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受到教育，使他们有能力在不同技能的工作当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另外，政策的措施是有选择性的，必须要符合这个国家的现状。如果中国要采用‘积极的福利社会’的措施，必须考虑使用‘新型福利制度’，即通过再就业教育的福利，将劳动者投入新的工作中，而不是一味发福利给他们。”在提及传统福利国家面临的改革时，他指出：“只有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工作当中才能产生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

    吉登斯的意见当然是他从外部进行的观察，不一定完全合乎中国的实际，其思想当然有继续探讨的空间。但他所点出的“一方面保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避免付出过大的代价”的意见仍然有相当的启发性。欧盟这样的发达的社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更何况中国这样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的社会。所以他说的这对于“中国可能更困难”其实也有相当的客观性。

   在这里，选择确实是两难的，必须要在其中取得平衡。一方面是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前提，社会不可能有机会进步，也就失掉了在剧烈全球化竞争中的竞争力，其实也不可能让广大人民的生活得到真真切切的改善。没有社会的快速的发展，当然不可能有提供社会福利的前提和条件。如果一个社会经济落后，社会发展停滞，其实其人民也不可能有公平的发展的机会，也就会变成一个大家都贫穷的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困难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而追求经济的发展其实正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基础。

   最近中央电视台有一个专题节目叫做《“生”于1977》，其中讲到了今天的希望集团的刘永好等人和TCL的李东生的奋斗史。过去这些人完全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生活在困顿之中，但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他们的企业家的精神才得以发挥，他们才找到了施展自己的才华的空间。正是由于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既包括普通劳动者，也包括企业家，在这样的激励之下发挥了自己的能力，这个社会才会积累财富，才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改革开放正是把一个看起来平均，其实却大家都贫穷，国家也面临严重困难的社会改变了。我们都有一个“均富”的理想。但这应该是一个“富”的社会中的“均”。而不是要“均”一个“贫”的社会。均富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均贫却是社会的停滞。我们大家要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所以，邓小平所指明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是切中要害的点睛之笔。所以，社会也需要“先富带后富”地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也不能忘掉了这样的三十年的发展经验的启示作用。因为正是这样的发展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告别了贫困的命运。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这种发展中避免付出过大的代价。应该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让共同富裕的理想尽快地实现。这当然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来满足人民的需求。社会应该有最大的关爱和最大的真挚来让弱势群体免于困难和匮乏，让普通劳动者得到更多的保护。这当然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可以永续的前提和条件，也是社会自我提升的责任。

  如何在这两个缺一不可的方向上取得平衡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一方面更勤奋地工作和更快地发展才会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更好的福利和保障。另一方面，更好的福利和保障也才可能让社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其实，近期有关“新劳动法”引发的一些讨论，我以为其实是对于如何平衡这样两个同样不可或缺的要求时所发生的正常的探讨。其实讨论的双方都是基于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拳拳之心，只是在侧重点和着力点有所差异，这样的探讨其实是有助于我们更加平衡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的，也有助于公众了解。

   这里，吉登斯提出的“积极福利社会”的看法当然是基于他的社会背景和思路的思考，未必能够适合中国的条件，但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改善教育，促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历史主动性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从他的意见中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启示，来更好地应对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