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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号》:感动的价值

 

张颐武

 

    《集结号》当然是在这个新年最为引人瞩目的电影,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所创造的感动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电影发展脉络中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其意义和价值确实让我们深思。

 

   我以为,《集结号》有两个新的方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集结号》显示了中国电影产业的新的趋向,也给近五年来一直在摸索中的中国“大片”的制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中国“大片”近年的发展全面激活了电影市场,让中等收入者成功地回流到了电影院,使得看电影再度成为一种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片”以震撼的视觉和音响效果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电影从未有过的新的制作水准,真正让中国电影从产业的角度得到了新的发展的平台。虽然“大片‘的内容有相当的争议,但其整合国内和国外两个电影市场的努力自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人们往往认为“大片”的内容比较空洞,仅仅是画面和音响效果以及明星效应造成了轰动。这种批评当然揭示了一部分的真实,但其实中国电影原来在资金投入、制作、明星效应和宣传等方面的弱势在“大片”的发展中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也是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集结号》其实很好地承继了中国“大片”一直注重视觉和音响效果,追求一种更好的制作标准的走向,没有“大片”在制作水准上的积淀,也不可能有《集结号》今天的成功。但这部电影前所未有地发挥了冯小刚把握本土观众的心态和要求的能力,在追求故事的感人力量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电影并没有运用大明星,但冯小刚本人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号召力是经过十年来的“贺岁片”运作的考验的,也经过了引起争议的《夜宴》的大制作的能力的实验,如今这两种力量的结合终于结出了较为理想的果实。所以,视听效果终于有了极强的感染力,为故事如虎添翼。我在电影院的感受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一开始许多人都为战争场面而震撼,在震撼中渐渐进入感动之中。

 

    这部电影在中国“大片”发展中最为独特的意义,在于它其实是深刻地植根于本土市场的需求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巨大的成功无疑证明了中国本身的电影市场经过了这几年的持续的复苏,如今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支撑“大片”的运作。《集结号》的题材是基于中国二十世纪复杂的历史,其感情的强度也需要对于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脉络的深刻的支撑,所以,它对于观众的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的依赖是比较强的。虽然这部电影情感具有人类的共同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可以说,它是较深地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脉络中的。所以,这部影片的巨大成功喻示了中国电影的强烈的本土需求已经可以作为“大片”运作的保证。这说明中国电影产业的持续的、高速的成长已经让电影产业在本土有了可以预期的良性运作的能力。它其实让我们看到,表现中国人的本土生活和本土经验的电影能够以高水准的大制作的“大片”形态来运作,这会给中国“大片”带来更加多样化的面貌。它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初步具有了独立支撑“大片”的能力。这是从《英雄》开始“大片”运作以来一直存在的需要在内向和外向两个市场的成功才足以支撑“大片”的产业结构的一次突破。人们对于“大片”仅仅依赖武打作为类型的唯一基础的争议,其实正是来自这种两个市场之间协调和兼顾所产生的生涩和局限。但《集结号》的成功足以让投资者相信中国本土市场的巨大的潜力。它会让投资者的信心得以增长,让人们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活力和机会有强烈的期许,也就给了艺术家更自由地表现中国生活的机会和可能。

 

    其次,《集结号》的意义在于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有了更为深入地表现的新的历史的视界。这部电影的“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的主题,其实是这部电影感动中国观众的关键的价值。它既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为了民族的奋起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最好的承继,但又是在新世纪的中国“和平发展”的 历史 背景下对于过往历史的深刻的凭吊和追忆的一部分。这里的新的历史意识的重点在于,它凸显了一个个普通的个人在“大历史”中的意义,发掘了历史中个体生命需要我们关爱和铭记的高度的价值。这些在严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往往是被紧迫的斗争和严酷的环境所压抑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新的确认。电影中,谷子地追寻先烈的记忆的努力,其实也最好地应和了今天的中国人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的需求,也应和了今天中国人珍重二十世纪中国为争取民族的崛起而付出的那些个人的牺牲和痛苦的历史意识。这部电影的成功正是这个社会所要求的向上提升的内在精神需求的最好的表现。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中国的感动让《集结号》有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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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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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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