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三里屯当然早已经成了一个象征。它的“酒吧街”的形象其实打开了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夜生活的空间，给了中国城市的夜晚一个具有活力的形象，让北京人晚上有地方可以去，可以在漫漫的长夜中打发掉那些时光。所以，说起中国的夜生活和酒吧，三里屯是不能绕过的。

    我还记得北京原来其实是一个相当闭塞的城市，它的生活方式也是相当传统的。在中国的“现代性”中，北京历来和上海就是两极。一极是上海，我们看看当年“新感觉派”的穆时英和刘呐鸥的小说，酒吧、咖啡馆和夜总会等等是其赖以存在的背景。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纸醉金迷的生活，大都市的感官体验等等都有充分的展现。大概在一九七五年，我还是一个少年，在家里翻出一本茅盾的《子夜》来读，看到那时的上海生活的面貌，觉得异常新奇，也感到了一种神秘的魅力。在一个极度闭塞的社会里，对于那种生活产生出一种幻想也是难免的。但当年的北京生活也有不少作家描写，自然难有这样的情境。

     在我看《子夜》的那个时候，夜生活其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流氓无赖所为。计划经济将一切都计划好了，晚上自然要好好休息，为了第二天努力工作。而晚上出去不归，在那时的青少年中间有个说法叫做“刷夜”，这当然是一种恶行，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学校里批判的夜晚不回家的“刷夜”究竟是干些什么。那种青少年文化后来也很快被社会所遗忘。那时的中国是个生产型的社会，只管生产，把我们大家的消费压到了最低，自然就没有什么夜生活可言。

    八十年代之后，生活发生变化，但北京夜生活还是谈不到的。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之后街上人就已经很少了，夏天的夜市大概算是一种的夜生活。但那时开始，消费渐渐热络，生活中人们开始讲究穿着，开始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乐趣，舞会大概是夜生活的真正的起源，陈建功在小说里写过，后来被王蒙反复提及的北京大学里的舞会场面是学生在食堂中间跳舞，四周有值班的老工人用电动喇叭高喊“同学们，注意舞姿。”这种舞会我也曾经躬逢其盛。舞会给人的遐想多多，其中的交流方式也有其丰富和暧昧的一面。舞会的兴衰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被写成了国运的象征。

    酒吧、咖啡馆之类的空间也就开始出现。这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速溶咖啡开始成为送人的礼品。雀巢和麦氏的声誉就是那个年代打下的。我们经常看到当时人们拿着大大的咖啡礼盒到处送礼的场景。而洋酒也渐渐开始从香港等地传到内地，不是吃饭时间的喝酒，开始成为新的风尚，自然就有了酒吧的需求。

   三里屯的出现就是这样的社会的变化的结果。其实这种都市的夜晚聊天的文化的逐渐兴盛正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的标志。三里屯到九十年代的极盛时期，正是北京的生活开始脱离过去的帝都的刻板滞重，一变而为全球都市的轻盈灵活的标志。三里屯在九十年代就是北京夜生活的唯一的象征，也是北京的活力的几乎唯一的象征。各种晚上睡不着或者不想睡或者想不睡的人在这里游逛，进入一个个酒吧里，谈天喝酒，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北京酒吧和上海不同，其实有自己的一套和西式文化相区隔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王朔通过他的小说和电影建立起来的那种一点点玩世不恭，一点点机敏和智慧，一点点饱经沧桑的超脱混合的妙语连珠。当年三里屯的文化其实有很深的王朔式的印迹。用来对话的语言是王朔式的，其中最流行的一套文化也是当时最流行的王朔小说带来的。

    王朔最近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其实是一部对于自己的生活史的绵长而散乱的回忆，三里屯的生活就在他的回忆里占据着相当关键的位置。仔细看看这本小说里写的泡吧故事，其实你还可以做些考证索隐的工作，看看小说里的某某和现实中的某某之间的关系，其中自然有些是大大有名的人物，他们流连在酒吧之中，有梦想、宣泄和焦虑。他们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夜生活的某种底色。其实三里屯就是其标志。其实里面有某种“销魂”的东西让人沉醉。

    随着后海等地的崛起，三里屯渐渐有点衰老，变成了旅行者的观光地，变成了北京夜生活的展示场，而不是真正流连的地方了。一个地方如果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展示某种生活，其实也就难免失魂落魄了。于是，如何还给三里屯它过去的灵魂，让它在北京的天空下继续发光，将是未来的挑战。

     我们该怎么对待三里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