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化暴力有害无益

张颐武

阎崇年先生在无锡遭到“掌掴”的事件在网上引起了议论的热潮，也在媒体里形成了持续的讨论。但让我感到惊异的是，有相当多的网上的意见将这次的暴力的袭击事件理解为一种学术之争，而且认为是由于民间史学爱好者的观点得不到理解而采取的另类举动，可以引起我们对于民间人士的历史观点的重视。更有人认为“掌掴”虽然不妥，但也有理由，因为阎崇年的历史观不尽妥当，对于满汉文化等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所以此举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云云。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于《百家讲坛》这样的媒体的节目所造成的时尚潮流的不满，是对于媒体的影响力的追问。还有人认为“掌掴”的不妥仅仅在于是年轻人打了老年人，好像如果阎崇年较为年轻，打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在网络中，这样的意见甚至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观点虽然没有将暴力合法化，但却将这种暴力合理化。

这里的基本的逻辑是，虽然我们不支持暴力，但阎崇年本人如果没有错，别人也不会打他，所以，通过这个暴力的事件，我们可以反思得更多。惩处打人者固然有理，但被打者似乎也难逃质疑。这样的舆论状况使得本来沉默的阎崇年也不得不做出回应，说明这样的舆论所形成的压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逻辑看起来也有自己的一定的理由，但其实这种思考方式本身也并不合理，值得反思。

实际上，这种逻辑是通过一种“让步”的方式，将一种没有合法性的事情合理化的过程。论者采取了退一步的方式，首先说打人者当然不对，这个逻辑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被动摇，但反过来又说打人不合法但合理，不合理也合情。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当然不会有任何人认为阎崇年的历史观或者学术观点是没有任何值得商榷之处的真理，阎崇年本来就是一个表述个人见解的历史学家，而他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观点引发了在学术共同体之外的争议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公众当然有权发表自己对于阎崇年的观点的不同意见，无论是在网络上的热议，还是写成文章对于阎崇年的观点进行质疑，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也一直在社会中存在表达的空间。在感情上不喜欢阎崇年，也有相当的表达的机会和可能。阎崇年作为一个学者显然不可能让这些声音消失。因此质疑和商榷或者否定都是正常不过的。但一旦以“掌掴”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质疑、商榷或否定，则是既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合理性的。因为暴力只能使得问题的讨论不再有任何空间，只能是对于个人的侮辱和对于人身权利的伤害。这样的状况不可能有任何学术分歧的讨论或者学术思想的争鸣的意义。大家可以设想，如果任何观点的不同，思考的差异最终都用暴力的形式给出结论，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暴力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学术讨论或者公共议题的最后的归宿，因此这里没有什么学术的分歧，而是彻底地终结了打人者所说的学术的分歧。如果说，打人者的学术的观点可以和阎崇年商榷，这一权利需要我们大家来保护，但阎崇年也没有使用过任何暴力的方式禁止打人者发表他的意见。所以，我们需要保护的是阎崇年的人身权利不受到非法的侵害。这里不存在任何合理化暴力的空间。就是说，阎崇年的观点即使有天大的谬误，也绝对不能对他进行“掌掴”。在“掌掴”里没有任何学术性可言。在这里，任何回护打人者的说法，其实都是对于暴力的回护。

其次，许多人说正是由于打人者和阎崇年在学术地位和声望上的差距，使得他的表达不能和阎崇年有同样的话语权，所以就有理由用这种不妥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阎崇年的讲课是一家之言，是专业人士多年的成果传播为大众化的知识。公众进行质疑和商榷都是合理的，但要求和阎崇年一样的表达，则也需要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和专业的素养。任何人都有权质疑阎崇年，但这种质疑有不同的方式，如果是学术界的专业性的质疑则需要专业和学术的背景，需要专业的训练。这种质疑是否成立取决于学术共同体的判断。如果是公众的一般性的质疑，也只能在公共空间中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是否被社会像阎崇年讲课一样被接受，其实不是由阎崇年来决定的，而是社会本身的选择的结果。打人者如果进行学术性的质疑，就需要以艰苦的学习加入学术共同体，如果是公众性的一般的质疑，也需要比阎崇年更为有力地说服公众。一句话，如果打人者要进入学术领域，首先就要进入史学专业之中，如果表达公众的看法，则需要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和更多的具体的理由。这些都和暴力没有任何关系。暴力里不可能有专业知识，暴力里也不可能有说服公众的资源。

其实这里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在网络世界中常见的匿名的辱骂和随意的侮辱一旦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世界所造成的问题。正是由于在网络上的虚拟的暴力经常不必承担责任，使得一些人对于现实的暴力的反应也变得暧昧。而打人者的第一反应也是在网络中寻找合理性和支持。这其实让我们需要更好地反思网络文化复杂的社会影响和多面的社会效应。我以为，任何对于暴力的合理化都会对社会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