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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估网络舆论的复杂性

张颐武

 

最近,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网络文化的文章,这篇文章点明了中国的网络文化具有的局限性。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的网民已经多达两亿五千多万,但70%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有了上网的能力和意愿,但他们却容易被“诱导”,难以客观和理性地判断事物。

该文指出:“中国论坛上的评论被当成了人们独立自由思考的结果。实际上,情况刚好相反,中国的网民极易被诱导。”文章点明:“网民对这些事件究竟了解多少?他们真的拥有真知灼见吗?中国年轻人有条件上网,并不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对事件进行重要判断和评估的足够信息。”这些分析应该说也点出了中国互联网文化的一些局限和弱点。这篇文章特别提出了有关“人肉搜索”对于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一些影响,认为这样的问题已经对于社会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应该说,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

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网民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公共舆论空间的的扩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年轻网民关注公共事务,通过这种新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社会的进程,显然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其正面的效应不可低估,其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良性影响也不可低估。许许多多正面的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同样需要看到,互联网上所形成的舆论和一切新的事物一样也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

首先,由于互联网上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坛讨论或者以跟帖的方式发表言论的主要是青少年。他们的想法和要求往往变成了互联网中舆论的主流。他们的一些特定的情绪和想法往往构成了网络舆论的主体。而青少年有思维活跃,敏感性强,理想性高的积极的特点,也具有情绪化和感性化,未必能够理性客观地从多角度审视问题的消极的特点。往往对于事务的观察和思考容易走极端,容易将社会的复杂性简单化。其次,互联网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的特点,往往可以即兴和随意地发表意见。这当然也给了人们更大的舆论空间,有积极意义。但人们往往由于这样的状况而缺少必要的理性约束,往往会将一些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启齿或者未必合理的诉求加以强化。同时,这些东西在匿名和虚拟的环境中又往往容易找到境遇相同或者情绪相同的人的“一边倒”的支持,这些人的人数可能并不多,但到了匿名和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由于这情绪往往会相互影响和激荡而构成相当强的声势。于是就会变成一种往往以异常情绪化的方式出现的简单化的舆论。

于是,有些情况下,事实还并不清楚,问题还仅仅是一面之词,年轻的网民的情绪一下子被一些戏剧化的表述所激发,往往就形成了一种相当巨大的虚拟空间中的集聚:情绪的发泄和即兴的推理往往容易最终湮没了事实和问题的复杂性。善恶的二分法往往简单地取代了客观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这样的集聚也会造成一种单向和片面的影响力。网民的矛头所向,往往让当事人百口莫辩,有时连第三方都陷入尴尬。如“人肉搜索”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种舆论监督,对于一些社会问题起到的曝光的作用。但很多情况下,网民往往仅凭一面之词就做出判断。没有经过事情的双方观点的呈现,也没有经过认真的核实和客观的判断,往往就激于一种情绪下斩钉截铁的结论。当然,也难免会造成对于当事人的生活的无端的侵扰和刻意的伤害。这样的消极的例子也已经发生了多起。尤其是当“人肉搜索”从公共生活层面进入私生活层面的时候,往往构成了对于一些当事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伤害。

网络的舆论当然是民意的一部分,需要社会认真地了解和关注。但有时我们也存在一种将网络的舆论浪漫化的倾向。往往会认为网络的舆论由于匿名和虚拟的特点就认为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天籁”之音,对之有一种过度的反应,容易做出并不实事求是的夸大的判断。实际上,网络的言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一些尚不成熟的年轻人的好恶对社会的简单的判断。这些年轻人的看法也需要社会认真地了解,但仅仅通过网络的跟帖和博客来了解公众的意见其实也是一种简单化,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而当下一些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事件中,当事方都倾向于在互联网上传播对于己方有利的信息,由此试图“诱导”公众的情绪和倾向。因为他们了解一旦在 网络上引发了一种对于己方有利的情绪会将事态引向对于自己有利的方面。这种状况其实对于互联网的公共舆论的客观性造成的不良的影响也不容轻视。

总之,充分了解互联网上的舆论的复杂性,对于准确和理性地认知社会的趋势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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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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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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